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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新政前夕 “退保潮”汹涌

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01月19日10:09

  社保新政实施前夕,佛山、东莞、深圳等珠三角民工聚集地,相继爆发“退保潮”。

  闷在自己8平方米小屋里的王庆,已经3天没有出门。

  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他们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位厂里的高级主管竟然喊着“打得好!”这可是他为之辛苦工作了整

整一年的工厂。

  在这栋有着100多套单间的出租楼里,容纳100多位房客,其中住着20多名美泰公司的员工,25岁的广西外来工王庆便是其中的一个。

  “社保金不要了,我准备辞工回广西,哪怕回去做个小生意也不再来广东。”头发蓬乱的王庆,盯着天花板,一脸的茫然。

  “员工被打,领导叫好,你说在这样的厂里呆着还有什么意思。”同时要辞工的还有其他几名工友,“这一次,是彻底伤了心。”王庆说。

  2010年1月8日中午12点,正是工厂的午休时间,昔日热闹的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泰公司”)门口却门庭冷落。门岗室旁,数位保安在警惕地盯着厂门口过往的行人,一辆治安巡逻摩托车在周围来回巡逻。

  这家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的美泰公司,以生产时尚娃娃Barbie而著称。就在3天前,该厂发生了1000多名工人“集体退保”事件,刚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的工厂,为此被迫停工4天。

  在外来工聚集的珠三角地区,类似的退保事件,并不只是发生在佛山。就在1月7日上午11时许,同样因不满工厂不及时通知“不得退保”的新政策,东莞市常平镇刁朗村百豪玩具厂的近百名员工,集体上街抗议。

  而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深圳,仅2009年12月31日一天,深圳市外来工退保的人数就达到1.8万人,被称之为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退保潮”。

  民工“退保潮”在社保新政颁布实施前几天逆势反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东莞退保事件当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就亲自赴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调研。胡晓义指出,按照往年经验,预计“农历年前还会有一波要求退保的高峰”。

  迟到的通告

  2009年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美泰公司在公告栏里张贴出的一纸通告,在有着2600多名工人的厂区顿时炸开了锅。

  所谓的通告即国务院发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国办发〔2009〕66号,以下简称“66号文”)。通告上写明:自2010年1月1日伊始,养老保险新政正式实施,企业职工不得退保。

  此时距离2010年1月1日,只有6个多小时,而政府社保服务站即将下班。退保的大门,对他们来说,实际上已经关闭。

  据王庆回忆,早在2009年12月28日,工人们就已经从网上获悉,国家出台了新政策,新年后将不允许退保。就在官窑,美泰附近的几家工厂工人,都在陆续集中办理退保手续。为此,美泰工人曾多次询问公司相关领导,但皆被告知“谣言不可信”。

  “这明摆着是不让我们退保。”王庆说,这一张“66号文”的通告,让来自外地工人认为,自己被厂家给忽悠了。“66号文于2009年12月28日下发,至少有4天缓冲时间,美泰公司为何迟至最后一刻方才公布?”

  他们不少人当天看到公告后就去办公室讨个说法,但领导们都已下班。2010年元旦三天假期,工人们在焦虑不安中度过。

  “以前,每到年末每个人退保,都可以领到一笔不小的款项。”王庆说,“1000多元钱,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来自四川、贵州的农民工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2010年1月1日,美泰的工人在报纸上读到了这样的消息:仅2009年12月31日一天,深圳社保个人服务中心加班办理退保,一直到31日晚上9点,退保人数达到1.8万人。

  美泰工人认为,这是“厂方的阴谋”,因为自去年年底,公司订单突然增多,工人经常加班,“所以公司故意隐瞒66号文,担心大家集中辞工退保,完成不了生产任务。”于是,1月3日晚上,一些工人商量周一上班,一起找公司领导讨个说法。

  1月4日上午10时许,300余名工人聚集在美泰公司大门外侧,要求公司领导、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出面,就职工退保一事做出说明。

  大多数工人闻讯停工,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去,聚集人数在不断增加。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相关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他们手持打印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不断解释新政策的好处,并力劝工人们复工。

  但是,双方现场调解无效,场面陷入僵持。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警车在厂区里兜起了圈子,大家的火气更大了。”王庆回忆说,“我们工人只是让厂里领导给个说法,又没有闹事,厂里把我们工人当什么看了。”

  下午3时10分,工人派出代表与官窑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美泰公司会议室洽谈。数百人把会议室团团围住,但最终谈判无果而终。

  当日晚上8时许,工人们又聚集在公司大门附近,一夜不眠,人数渐增。

  “不懂新政策”的民工

  1月5日清晨6时30分,美泰公司2600名工人中,有近2000名工人,先是堵住公司大门进行抗议,随后走上工厂门前的永安大道。

  据当地的官员在事后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永安大道,双向6车道,连接广州花都及佛山南海,车流密集,聚集的工人逐渐涌到永安大道上,交通开始受阻。

  见到这种情况,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紧急联络警方。随即,20多辆警车呼啸而至,现场很快被封锁起来。百余警察手持警棍、盾牌,将工人们逼退到永安大道两侧,场面一度混乱。

  约3小时后,抗议的工人被警方强力驱散。当天中午,官窑派出所负责人表示,因“堵塞单位大门,扰乱单位生产秩序;堵塞永安大道,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警方果断处置,现场带走22名工人(15名男工人,7名女工人)接受调查,并将移交司法机关。

  10时许,天空飘起了小雨。21辆警车列队而去,现场只剩下百余名工人在公司大门附近久久不愿离去。

  “我觉得这次事件是一个误会,我也不知道深圳退保的事情,新政发布3天后就施行了,当时工人们还在度假,他们突然获知新政感到意外,并难以接受。”美泰公司中方代表Edena.low在1月11日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12月31日下午3时,公司才接到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的电话通知,通报66号文内容,随后公司打印、张贴,通告员工,并未(存在)刻意欺骗。”

  “另外,我觉得新政的宣传方面,政府做得不够到位。”Edena.low认为,“这次只是厂里几十个人在闹事,我觉得是媒体把这个事情和人数夸大了。”

  对于工人被打伤的情况,Edena.low称,警方提供的数据只是“到1月11日为止,有10名工人被释放,12人仍在接受调查”。同时,Edena.low表示,“如果存在高管在工人被打时叫好的情况,公司将会调查。”

  对于工人称厂方故意拖延新政策发布时间,狮山镇官窑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则称,此前他们不知66号文内容。2009年12月29日接到上级通知,次日下午4时至5时,广东省人社厅召开专题电视电话会议,“开完会后,我们就下班了。12月31日上午,我们再请示佛山市政府相关,下午得到回复后,正式书面通知各个社保服务站。”

  “该项政策为外来工顺畅跨省转接养老保险打通了通道,对外来工是有好处的,希望外来工能够理解,南海区也正在各个厂区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分局副局长赵峰介绍说,“对于这个社保新政,农民工大多并不了解。”

  “闹事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凑热闹。”在1月5日狮山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美泰公司员工退保风波系因小部分工人当初进入公司时,使用假身份证登记,致使如今无法办理社保手续,从而引发不满,纠集闹事。而很多工人出于同乡之情,遂加入聚集行列。

  “退保”意愿

  2009年12月31日,深圳市社保个人服务中心大楼,12个办理退保的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龙。与以往每年底都会迎来一波退保高峰不同是,2009年最后一天的退保人潮,显得来势汹汹。

  这一天,1.8万名农民工排队退保,形成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退保潮”,工作人员加班到晚上9点办理退保手续。附近复印店的打印机搬到了街上,店主抑制不住意外的惊喜,连称“一天的生意要赶上半年的。”

  养老保险转移政策实施前夕,作为全国农民工最多的城市,深圳竟出现了疯狂退保的现象。对此,深圳社保基金管理局副局长杜斌分析认为,深圳此次退保人的年龄多数在两头,一头是20来岁,一头是接近退休的。20来岁的缴费时间短,希望在回老家前退保;对快退休的,缴费就这几年了,考虑到也领不到退休金,所以退保。

  据调查显示,有超过八成的农民工不愿意购买养老保险,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更关心的是,可以直接享受到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微乎其微;即使在中国,2.3亿农民工,参加社保的只有2000多万人,仅占17%左右。

  “新社保一大亮点是,不仅个人账户的钱可以全额随参保人转移,参保人统筹部分,12%也可以转移,”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分局副局长赵峰认为,“对外来工而言,是绝对不会吃亏的。”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说服美泰的工人们。

  美泰女工、23岁的李玲认为过年了,应该取回属于自己的保金。“现在贵州老家没有工厂可以打工,村里更没有社保对接,钱还是拿在手里实在。”李玲说,“等以后老家有社保了,再办也不迟,‘一刀切’的政策太急,外来的民工几乎都愿意退保。”

  “我认为,珠三角频现民工退保潮的深层次原因出在设计制度的观念上。”我国劳动法专家、资深劳动争议仲裁员左祥琦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就频繁发生的农民工退保潮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之前农民工年终退保现象,很多决策者主观地认为,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造成的。而新社保政策出台后,出现了更大的农民工退保潮说明了什么?我觉得,主要根源就出在,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给农民工制定权益保护政策时,没有充分地、扎扎实实地征求和理解农民工的意愿,往往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民工,他们认为,自己想出的办法既然是为了农民工好,就可以不顾农民工的意愿,制定一种让农民工没有选择权的“不能退保”规定,就有可能出现虽然我们是好心,但农民工并不领情的局面。”左祥琦分析道。

  “因为我们是捞仔”

  自古就有“百粤通衢”美誉的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周边工厂林立,街道上酒店、超市、银行一应俱全,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在位于官窑大街偏僻处的一处出租屋里,眼看着房子就要空出来,33岁的房东朱亮劝王庆,“要忍一忍”。在“退保事件”发生后,王庆和一些工友决定离开佛山。

  “看着官窑的街道,就像我们老家的县城一样气派,但这里永远不会是我们的家。”来自湖南的朱亮,望着街上闪耀着霓虹灯,心里五味杂陈,“我在珠三角打工8年,也学会了当地的白话,但他们还是称呼我为‘捞仔’。”改革开放后,很多外省人南下到广东打工,其中一些不良分子在广东作奸犯科,广东人称呼这些人为“捞仔、捞妹”,带有些歧视的味道。

  朱亮称自己是“有点文化、有点技术、也有点思想”的第二代“农民工”,但无论怎样努力,就是变不成“城里人”。

  1997年高中毕业后,朱亮即去了深圳,做过装卸工、服装工、电子工,一干就是6年。2004年,又去了苏州,做过电子工,也独立开过中介公司。2007年年末,由于妻子来到佛山,他也跟着到了佛山。他在官窑租下整栋楼,做起了二房东。

  朱亮认为,自己萌生退意的原因,除了孩子的发展问题,其次就是打工待遇低廉,还有当地的治安环境。“每个房客都有电子防盗卡,但你每天还是提心吊胆,偷盗、抢劫时有发生。”朱亮说,“但最让房东担心的往往却是,当地的治安员在半夜三更,挨家挨户用脚踢房客的门,称要查暂住证,然后带着一批房客去派出所摁手印,过几天,房客要搬走不少。”因为工厂里上班的工人,白天累了一天,夜里最怕别人打搅。

  “在珠三角8年来,无论在深圳还是在佛山,警察半夜查暂住证最大的特点是不是用手敲门,而是用脚踹门,其次是他们离开你的住处时,不会说一声‘打搅了’”, 朱亮说,“这一切都因为我们是‘捞仔’。”

  在苏州的3年,是朱亮11年打工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工作8个小时,有免费的厂车,有租房补助,工资高、治安好,还有查暂住证的人,永远是客气的样子。湖南老家的小伙子,有的在长三角城市买了房安了家,姑娘们有的嫁到了当地,而留在广东的却不多。”

  “当地政府的消极导致广东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隔阂。” 作为长期关注着珠三角农民工权益的民间NGO组织“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一直通过不同的渠道,关注着《社会保险法》的审议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施行。

  “其实,两地社保部门进行对接转移的顺利实施,亦或是建立全国的社保统筹基金,也只是农民工落实权益的第一步,而打破横亘在农民工面前的‘二元户籍制’才是问题解决的根本所在。”曾飞洋认为,虽然有关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办法》极大地方便了参保人的保险转移接续,“但办一个没有多少含金量的暂住证,尚且麻烦到如同梦魇,又如何让农民工相信大笔资金的转移可以轻松自由呢?(应受访者要求,王庆、朱亮均为化名,南方都市报记者王鸾锋、黎诚对本文采访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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