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转变增长方式要先转变政府职能

　　讲述者 姚洋

　　提问者 林木 采访整理

　　经过危机的冲击，世界平稳度过2009年，人们开始谈论“后危机时代”。金融危机之后，转变增长方式已成为中国共识。

　　政府要从“投资型”

　　转向“公共服务型”

　　转变政府职能是实现这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简言之，政府要从“投资型”政府，转型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税收也要更多地向公用事业项目倾斜。

　　梳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承担的角色就是生产组织者，所有政策都是围绕保护生产者权益这一核心制定的。在金融体制开始改革之后，原先单纯的产品生产逐渐向市场导向过渡，但在以市场为目标的资本流动中，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资本密度实际小于中国本土企业的资本密度——因为银行信贷政策的限制，中国国内储蓄账户尚有大量资金无法通过投资途径消化，中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大量流入的外资做的其实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事，并非“资本密集型”产业。

　　再看国内资本市场结构。目前国内的大中型银行大约在120家左右，中小规模的银行几乎是空白，但美国全国就有银行8000多家。尽管金融危机的确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必须承认，美国金融工业的发达程度以及它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依存，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运转。同样，国内股市发展至今，很大程度上都是投机者的乐园，并未实现资本市场设立之初“通过金融市场让全民分享社会财富”的目标。

　　因此，加快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进一步深化以市场化为方向的要素市场改革，比如油价、电价、水价等。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动国内消费的必然之举，也就是政府从生产型、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热钱流入无法避免

　　在全球一片赤字和衰退的阴影中，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下降通道，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和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高达几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密切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太快走出危机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它说明我们的政府过于强大，参与经济生活过深，它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里观察。

　　2010年的任务是从货币入手，把货币发行降下来，地方政府要大力控制信贷规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明确信号之一。此外，还要建立更灵活的汇率机制，降低国际热钱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长期现象，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前景对资本有天然的吸引力。中长期来看，一个经济体发展，其价格水平必然也会随之提高，货币升值是必然的。

　　中国资本国际化面临挑战

　　此次危机之后，曾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但目前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无大碍。

　　中国经常项目盈余顺差连年增长，并且绝对数额也相当可观。但是，中国的居民储蓄不是盈余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增长才是关键。

　　必须有效地利用这些储蓄，“改变政府职能”。现在的政府在很多层面都承担了企业的角色：计划、决策、投资、生产，其收入占到了GDP的24%，其中一半用于投资。但在公共服务、公共政策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这对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民生都是必须之举。

　　其实，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进行国际投资，比如在拉美和非洲建厂。这对中国、被投资国、投资企业都是好事。中国的投资可以提升当地的收入水平，这样他们对中国产品的消费能力就会提高；商业界的国际投资也是降低国家美元储备的一个途径。

　　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的人才资本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不匹配，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人才从事海外投资，并确保这些投资都可以赚钱。在这个课题上，政府和私营经济的互动与协作有助于中国资本国际化。

　　人民币升值

　　不能真正解决美国问题

　　危机之前，人民币升值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话题之一，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的现实压力使得敦促人民币升值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要务，当然，它也是美国唯一可以要求中国做的事。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的问题，日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从220日元/美元一度升至1990年代初期最高的80日元/美元。升值之后的短期内，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下降、日本贸易盈余也下降，但美国出口贸易并未增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增加，但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所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外币升值与否，并不或者并不完全是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根源。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1/14，以此计算，人民币该升值多少才可以达到美国“缩小人力成本差距”的标准？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不久即进入“失去的十年”，尽管日元升值并不是日本形成资产泡沫、进而泡沫破裂的唯一原因，但当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美国的优势在高科技。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或者说“不平衡”是短期内都无法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