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暴露权利和发展困境

　　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逐渐回暖，珠三角企业订单也开始回升，招聘需求激增。然而，应聘的农民工却明显不足。大批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们，早在春节前1个月，就开始出现在广州火车站。与去年因工厂订单减少而黯然返乡相比，今年不愁节后生计的农民工们，则为了避开春运而早早地踏上归家路。珠三角的“民工荒”问题也因此进一步加剧。

　　 “民工荒”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包括简单劳动力在内的外来工价格也开始快速上涨。不过，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感受到加薪压力。劳动力市场正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普通职员，相对体面轻松的工作，工资几年不涨也不愁用工；脏活累活重体力活，劳动力市场价格正节节攀升。劳动保障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近3年，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则呈现“三级跳”，平均每年增长100多元，有的省份涨幅接近20％。有人认为，这是新的“脑体倒挂”现象来临。

　　 不少人对上世纪80年代初的“脑体倒挂”记忆犹新。“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做导弹的不如做茶叶蛋的”，大量知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者，收入明显低于简单劳动力。事实上，而今的“外来工价格开始快速上涨”根本有别于以往的“脑体倒挂”。部分简单劳动力价格近两三年快速上涨，可以理解为一种“补涨”，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工资增长过于缓慢，“早该涨了。”另一方面，我们期待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儿，在很多国家收入都不会很低。

　　 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慢慢地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为一点工资来干这些工作。”这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思考，企业不能停留在老观念中，认为只要是农民工就可以压低工资，只要是体力活儿就不用支付过多成本。

　　 一个社会的进步要体现在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上。农民工问题、低收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就业难问题、平等问题、歧视问题……很多问题都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而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到不该集中的地方，则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劳动力的固有价值被低估了，“劳动力低廉”甚至成为财富掠夺者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今，伴随《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社会保险法》进入审议、“民工荒”持续存在，引发了“劳动力价格飙升”的拐点，重新定价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改革现有工资制度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

　　 社会公正是古今中外一个不衰的话题，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其原则是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中国的贫富阶层已经分化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审视财富的本来面目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同工同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进步与文明的表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的实现需要有与之相一致的用工制度作保障，从制度上减少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以求相对的公平与合理，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目前在我国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仅治标，更要治本。

　　 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规范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劳务制度，从规范政府权力入手，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要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关键在于大力改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状况，保障广大职工工资的公平收入。只有将“分配不公”的问题解决好了，将初次分配的秩序规范化了，再分配层面的各种调节手段才能乘势而上，“差距过大”的状况也才有可能切实得以缓解。易言之，个人与社会的相互认同程度高，个人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就会减少社会运行障碍，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劳动力价格上涨才会进入良性轨道，才不至于引发新“脑体倒挂”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