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开才能治好中国足球

　　　南勇、杨一民真的就是中国足球圈的败类吗？在他们 “出事”之前，南勇能以35岁年纪成为国字头机关里的副司级人事干部，在那个年代必须是又红又专、严格审查的；杨一民这个乡下孩子，通过求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成为博导，在竞争残酷的足协机关以借调身份成为实力部门的高级主管，如果没有德艺双馨、不是思想过硬，全无可能。

　　但就是这样的好人为何在这次足坛打假扫黑风暴中遭遇 “滑铁卢”呢？我们认为，问题出在体制上。

　　不要以为 “谢天谢地谢亚龙，信神信鬼信兰成，横批：足篮打水”类似这样对足球、篮球的肆意批评——后来对该“对联”又增加了一句“催牛催马崔大林”——可以任意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就认为中国足球圈、体育圈享有新闻自由、民主监督及完全市场化运营。中国足球只是表象化的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在经营上实行了市场化，聚集了大量财富，但在管理上依然是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模式。

　　阎世铎可以不顾赞助商的反对突然宣布联赛取消升降级；谢亚龙可以以奥运备战的需要把联赛拦腰斩成7段；南勇可以在其他人都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就能够把中超联赛的冠名权卖给一家仅成立一年、毫无资信等级的“皮包公司”爱福克斯，造成5400万元的国有资产流失……种种问题就在于，表象市场化后的中国足球——这个每年涉及数亿元收支的商业空间——只由一个行政机构管理，并直接参与经营，这不仅违反了政企分开的市场经济准则，而且无法监控。

　　中国的体育职能部门长期以来无视体育市场化的现状，还始终坚持以行政的权力和手段管理足球运动，造成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由体育职能部门或足球管理中心领导层的少数几人大权独揽。其结果就是，由这些个别人闭门决策中国足球的大小事务，主宰中国足球的前途和命运，不管他们懂与不懂，都没有民主协商和决策，更没有民主监督，以至于他们的决策失误频频，甚至贻笑大方，比如输球才能进中超等怪象。

　　这种无所不管、无所不能、又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行政集权，不但损害和贻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更因为经营上的市场化掌握了巨大财富，使其成为滋生腐败和假赌黑等恶行的土壤。这次足球管理中心两位正副主任被刑拘，说明这一毒素确已侵入到了中国足球的管理中枢。

　　对国际上宣称它是中国足球协会，是个民间组织；对下宣称是国家体育总局下辖的司局级行政机构“足管中心”；招商引资时又宣称它是中超公司，“官+商+行业组织”于一身的三重身份特征，如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权力机制，如果仅仅依靠道德自律，显然不是合理合法的组织权力架构。所以，只有打破、分离这种多重身份，才是治理中国足球的根本出路。

　　我们认为，为改善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促进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坚持不懈地扫赌打假是必要的，但深化我国足球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更为重要，这也是建立治理假赌黑长效机制的必然基础。为此，必须打破足协和足管中心合二为一的行政角色定位。

　　联赛来自市场，就应该还原中国足球协会的民间组织身份，由各职业俱乐部代表组成中国足协，负责组织、管理、运营职业联赛，给予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的各足球实体，如职业足球俱乐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行业自治权力。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作为国家行政单位对实行行业自治的足球协会负有指导、监督的权力，并依靠行政拨款主管国字号球队的建设和发展，接受上级单位的监督。以此形成两级组织各自独立，又相互约束的组织架构，形成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体制，完善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运行机制。只有在阳光下决策、运作和发展，中国足球才能走上正轨，才可以有效制约假赌黑现象，维护健康的足球环境，使中国足球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