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凸显“三农”问题新思维

　　上周日，新华社全文公布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文件序言浓缩的“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四句话，清晰概括了今年“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

　　以十六届三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视野重新审视“三农”困局，促成2004年起至2009年的6个“一号文件”持续锁定“三农”。如果说，始于2004年的连续6个“一号文件”着重和着眼于应对传统“三农”问题带来的挑战，致力于偿还政府和社会对“三农”的历史亏欠，着重稳住粮食和大宗农副产品生产，注重化解一批单向性的突出矛盾，并取得相当程度之实效，那么，今年“一号文件”则立足于“新的前进平台”，以系统解决问题之思维，力求以改革促统筹、以统筹推制度创新的新工作思路，有重点、较系统地应对和化解因“三农”矛盾动态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非传统挑战”。

　　应对和化解“非传统挑战”，今年“一号文件”首次正视并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困局，也即80后、90后将来还包括“00后”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失业保底、基本医保、80后农民工子女入托入幼入学，以及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请注意不是大城市）职工住房保障体系。

　　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字，跨省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全部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六成，总数超过9000万人。鉴于城市化进程尚需持续30年至40年，每年仍将产生新生代农民工800万至900万人，以现有基数及速度，很可能用不了10年，新生代农民工总量将突破两亿之众。“非传统挑战”所涉及的棘手问题很多，但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推动，分期分批把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可谓抓准了应对“非传统挑战”的突破口。以往，甚至把时空标尺缩短为连续下发“一号文件”的最近6年间，“新市民”之所以难以成批涌现，抽象地说，卡就卡在城乡二元割裂的社会结构。具象地说，则在于城镇现有的社保、医保、义务教育等基本“社保单元”大多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如是，这一庞大社会群体，即使多数人已拥有稳定就业岗位，他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所在城市的“新市民”。

　　英国工业革命以降，各国解决“三农”困局的政策宗旨都锁定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这也正是各国城市化的终极目标之一。可反观国内始于1990年代初的城市化进程，恰恰在此关键环节原地踏步至今，表面上看这是城乡户籍樊篱所致，究其本质，则在于若缺乏社保、医保等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转身成为“新市民”的托底保障，开放户籍又有何用？所以，今年“一号文件”所开列的一系列城乡统筹发展举措，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分期分批转身为“新市民”，所展现的突破“三农”困局新思维，已然跳出了化解“三农”矛盾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治标应急思路。

　　今年“一号文件”涉及“三农”问题五个大类、27个大项数百个子项的政策举措，就破局举措由应急转向系统推进，有两个方面尤其可圈可点：其一，推动政府资源、社会资金、市场资本向农村和农业配置的新政策之多前所未闻；其二，构建县、镇（乡）、村三级基层政权建设新机制看点颇多，譬如“人口吸纳能力强的镇级行政管理体制，可适当下放管理权限，合理增设机构和增配人员编制”一项，就为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集聚提供了行政层面的基础组织保障。

　　“三农”困局系时代留给执政党的最大一场“大考”，若未来几十年“三农”困局可破，则国家在本世纪实现长治久安的伟大目标大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