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更应是一个权利符号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关切。(《长沙晚报》2月1日)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农二代”，与 “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一样，正成为社会生活最引人瞩目的群体之一。当“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宏观关注层面，对他们来说也许意味着一种历史性机遇，一个命运转折时点，一个人生不断走强的过程。

　　“中央一号”惠农强农政策首提“新生代农民工”，表明了国家对失地农民的持续性关注。但审视农二代，不应简单将其定义为农民工的新生力量，虽然农二代的社会评价还有待提高，虽然从事实上，社会转型期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让他们得以走出土地和大山，但是，失去家园土地的农二代，如何在城市展开新生活，必须依赖制度、政策、规则等种种权利保障，所有这一切，将关乎农民工整体的社会信心和命运走向。

　　农二代的生活质量不是拥有几件名牌、打打游戏看看碟就能改变，他们需要在就业、择偶、交友、求学等权利生活层面，拥有和城市人同样的机会。如果只是把他们定位于农民工的后代、城市基础建设力量的接棒者，则注定他们还将延续父辈的命运轨迹，更强化社会固有的出生论和血统说等不良观念。“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更应“新”在群体生态和生活质量，以此折射失地农民的权利生活有了全面和质的改善！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不只是代际划分和年龄概念，更应成为一个权利进步符号！

　　进城打工，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既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带来打破原有简单社会关系，融入陌生和新鲜城市生活的新希望。能为家族带来怎样的改变？能为下一代争取怎样的机会？决定着他们的社会信心和对城市的态度。而他们的后代生活得如何，则是这一群体最为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改善农民工生活质量，不仅需要建立城市的环境友好氛围，更应体现制度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