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10年2月3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借互联网新媒体之广泛传播，以百年视角，展望刚刚度过60年大庆的新中国未来。以1949为起点，我们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站在2049回望新中国。中国人，将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带向历史，或者未来？搜狐公司与亿万网民，一起期待智慧启迪。以下是搜狐财经现场专访实录：
嘉宾：侯艳丽 全球气候行动中国项目主任
主持人：如果人们想要生活得更好，是否意味着要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
侯艳丽：这个问题是不一定的，这个取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技术的话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比较多的讨论是生产效率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挑战。在这种气候变化挑战的应对背景下，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们的碳排放减少40%—45%，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减少资源消费，减少资源利用。但是这种资源利用减少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生活水平下降呢，不一定，所以是否要拥有更多的资源，我们更多的愿意把它认为是一个否定的话题。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抑制碳排放，在推行这种理念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是什么？
侯艳丽：实际上最大的困难还是从根本上讲是技术的问题，因为碳排放，要求一个低的碳排放，解决的根本路径是低碳技术，先进技术，但是现在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高能效技术领域，以及新能源的技术领域我们都还存在和发达国家一定的差距，当然不否认我们在某些方面其实比较领先的，比如说风能、太阳能。
主持人：您觉得现在在环保和低碳方面，中国应该怎么样才能拿回话语权？
侯艳丽：这个应该是全球的共识，无论国家大与小都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发展上也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平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话语权我不是十分理解你这个更多的含义，因为从我工作的性质来讲，你说话语权，我马上自然反应到谈判这个过程里面去，因为我们知道谈判里面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大家的话语权是平等的。
主持人：中国可以成为这件事的表帅，可以做到碳排放这样的东西比别的国家要先进一点，有这种可能吗？
侯艳丽：这个不仅仅是可能，应该说中国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做了20%的节能减排活动，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20%的目标已经能够基本完成了，所以我想中国在这一方面应该是走在了前列。而在相同的时间阶段内，我们再去看发达国家做一个对比，实际上那时候是发达国家第一阶段京都议定书期间，应该把二氧化碳减少了，但是很多国家不降反升，所以这个已经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包括以往跟媒体的交流里面，也经常讲中国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我们需要做，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做的努力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去主动的在谈判桌上更积极一些。
主持人：普及到百姓的层面，大众对于这种低碳的概念的认知度如何？
侯艳丽：对于低碳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是知道得比较多，尤其是在去年的一年，尤其在12月份哥本哈根会议，前方哥本哈根会场真是讨论得非常激烈，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后方像我们国内大家无论老少都在关注哥本哈根谈判，那么低碳应该成为大家生活里面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但是知道低碳两个字究竟对这背后的认知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我们还值得去探讨。非常值得大家高兴的就是低碳里面肯定是跟环保相关的，我们的公众对环保这个概念是非常熟悉了，比如说在出去购物的时候要用环保袋，另外在家里选择高能效的电冰箱、洗衣机，或者选择节能灯管，随手关灯一系列小事在我们公众家庭里面已经意识到了。但是如果我们再上升一个层面，比如去谈及企业，这个低碳的性质更多意味着低碳生产方式，低碳选择使用，但是企业之间对这一块应该说做得还不是完全够。可以看到国有的大型企业如果他们的市场跟国际接轨比较多的话，他们已经做得相对好一点，但是国内的中小企业一方面他有他的短期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有经济方面的限制，所以低碳这块做得还不够，这是未来需要加强努力的方面。
主持人：至于您刚才说的中小企业，如果他从事环保和他这种短期利益之间有没有一个平衡点可以协调他？
侯艳丽：如果谈到环保概念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公共利益，如果让企业采取这样的低碳技术，利用这种低碳的能源，可以给公众带来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相对于中小企业的能力来讲，我们希望能架构相关的政策机制，市场机制，也就是说给他提供一个平台，让他有能力，有意愿去接受，去使用低碳技术。当然这里面可能比较多的谈到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问题，比如说专利权的使用，或者说如何去建设相关的研发，甚至是技术使用这样的水平，这都需要有一系列政策来支持的。同时这里面如果有技术转移，或者技术转让，就不仅仅是中小企业的问题，也已经关系到大企业，应该毕竟有转让方，怎么样向中小企业转移这样的技术。另外也不影响他们的利益，也不影响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当然他这个市场竞争力不是跟中小企业比，而是跟他同样级别、水平的没有做这种技术转让的企业相比，我们需要两套这样的政策机制，或者说一个综合的政策机制，让中小企业能够从根本上最终拿到这样的低碳技术。
主持人：现在社会上很流行说房奴、车奴，甚至养孩子都变成了孩奴，大家都时时刻刻处于这种焦虑中，但是他无法跳出来，大家还是要追逐我去买房，我去买车，您觉得到底是因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心理，甘愿让自己忍受这种焦虑？
侯艳丽：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现在在社会上这些问题主要存在年轻人里面。这可能就是我们价值观的导向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如果跟过去的相同年龄段的人相比，可能那个时候大家讨论更多的时候是一些理想化的话题，我能为社会做什么，能掌握什么样的技术，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这些看上去是比较空话，非常泛的一些东西，但是恰恰抑制了自己很多贪婪的欲望，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的。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如果已经处在这种焦虑中，如果他已经意识到这种焦虑的话，我想无外乎两种方式，第一个转变你的价值观，看看你是拥有什么，是让你更满足的，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只能说可能会让自己更焦虑，因为你如果说摆脱房奴，或者是孩奴这样的状况，可能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你要提高你的个人的能力去赚取更多的钱，去尽早把债务偿还掉，但这个会不会再次增加你的焦虑呢？所以我想可能人最根本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春节已经临近了，而且还是这些年轻人，他出现另外一种情绪，就是不想回家，因为他挣的工资可能不多，然后他也不能满足家里对他的期许，或者今年没有带回对象，他就觉得还是一种无奈，您觉得这种现象的产生跟整个社会环境，还有他个人的问题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侯艳丽：我觉得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年轻人作为本人来讲，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其实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样的孩子挺让人心疼的，因为实际上这是他个人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觉得不能完成家人对自己的期许，但实际上家人对你有这样的期许，是出于爱。当然希望你带回一个男友或者女友是出于爱，但是不能达到其他方面的期许，比如希望在经济方面提供支持，我觉得这样的顾虑应该放下，因为我不觉得任何一个父母会对孩子会有这样的比较多的期望，因为无论怎么样都希望在春节的团圆的时候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回到家里来，大家一起欢欢乐乐过春节，钱多多花，钱少少花。
主持人：好，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些，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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