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认为此次危机告诉我们,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寿终正寝了,依靠内需的经济时代已经来临。这样的论点多少与人们将美国经济结构作为参照有关,但这种参照有依据吗?
事实上,美国也并非天生就能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口占
全球出口比重高达18%,而现在美国的这个比例下降到了8%,中国当前的比例则为10%。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美国经济得以仰仗强大的内需驱动是由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决定的,而不是人们一般以为的消费习惯、社保制度等决定的。诚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正同处于一个“经济屋檐”之下,一旦屋檐漏水这两个国家谁也不能幸免,但是它们经济引擎的动力源是截然不同的。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美元相差多少?中国多少年后能出现像Google、微软、苹果这样的公司?当下《阿凡达》在国内大红,但中国人自己拍的《孔子》有外国人愿意看吗?因此,中美在主权货币、企业创新、文化地位等方面的差距决定了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驱动力是不可能一样的。
从二战后的德国、日本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所谓“后发优势”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自身所能吸附的劳动力是非常有限的,而通过出口正可以将这些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生产产品,从而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
这种国际分工与个人喜好无关,拥有多大的本事就处于多高的分工地位。中国没有更好的利用资金的idea,那么中国自然趋向于储蓄与基础投资。美国具有更高效的资金运用能力,自然倾向于创造新idea和消费。所以,中国高度依赖要素投入与美国高度依赖知识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对接在了一起,并使得双方都受益。
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异常凶猛,但是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
对中国而言,在经济结构上,此次危机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需的增长,但各种刺激消费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其背后最为重要的推手,而这种政策有其短期性。另一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当外需萎缩时,哪怕投资已经不堪重负,中国经济得以“保增长”的最有力工具还是投资。
“对出口敌视无异于对衣食父母敌视”。中国的农民工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外向型经济区域表明,中国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的获得多少都与外贸有关。外贸如若不济,内需必然不振。在企业数量上,外贸的主角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市场中最具活力的主体。民营企业不兴,则民不富。在国内行政垄断等歧视性政策还甚嚣尘上的经济环境下,外贸实际上成为了庇护民营经济得以茁壮成长的诺亚方舟。
所以,寄希望于社会保障、政府消费补贴等方式来扩大内需几乎是“天方夜谭”。谁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钱还不是百姓的钱?政府的福利政策越丰厚,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涉足就越深,百姓和企业的税负就越重,百姓拿到手里的收入会越少,企业则越失去活力。
相应地,美国的借贷消费模式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心理学家的研究早就表明,人类对危机的恐惧其实是很健忘的。只要条件依旧存在,美国的消费模式便会死灰复燃。那么这些条件发生改变了吗?首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美元一蹶不振,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依旧成立,美国借贷消费的基础仍然存在;其次,以Google、苹果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高科技公司在危机中依旧持续了高增长势头表明,美国的科技优势依旧存在;其三,好莱坞电影《阿凡达》又一次在全球书写了票房神话说明,美国人在文化上依旧可以自豪于全球;最后,美国政府深知其战略重点在哪里,虽然美国政府在哥本哈根峰会上表现消极,但是美国政府对新能源研发的投入却毫不手软,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只要美国在金融、新技术、文化认同上占据了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指责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作者为财经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