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或本币升值：来自日本的教训

　　总结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教训，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策略有启发性意义。简而言之，不能选择人民币升值的政策，而应当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在必要时也可选择打贸易战的方法，来维护国家利益、增进国民经济福利。

　　⊙华民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随之而来的是20多 年的衰退。当然，对于像日本这样一个人口已经负增长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衰退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只要处在分母上的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处在分子上的GDP，那么人均收入仍有提高的可能，至少不会出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仍在继续增长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只要中国经济增速慢于人口增速，那么就会掉入马尔萨斯陷阱。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就是经济增长导致的财富增加不断地被人口的增加所分摊，结果人均收入没有提高，而人口总量却不断膨胀，这必将导致未来增长中的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加，于是提高人均收入的目标也将会变得愈加困难。

　　为了防止中国掉入这样的陷阱，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研究。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经济一片萧条，经过战后初期的恢复性增长和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高速增长，日本很快跻身于世界前三甲，并且迅速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结构与格局。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内需相对不足，日本长期推行的是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

　　这样的贸易战略必定会产生以下问题：大规模使用贸易补贴政策；长期贸易顺差和超额国际储备；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总量平衡下的结构失衡。以上这些问题本应通过贸易自由化来加以缓解，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能够采取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来正确地解决以上这些问题，转而选择了日元升值的政策。

　　尽管这一选择与外来压力有关，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种选择是具有内生性的。对此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为了平衡日本和西方的贸易关系，1985年西方四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日本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酒店展开了贸易谈判。西方四国给出的谈判菜单是要求日本在以下两个领域中做出有助于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恢复平衡的政策选择：

　　一是更加彻底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二是日元对美元与欧洲货币升值。前者属于市场平衡法，日本的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日本对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巨大顺差，假如日本能够采取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比如开放那些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主要有农业、服务业和金融业三大部门，那么在这些产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美国与欧洲国家就有可能通过对日贸易而获利，其结果即便不能实现彼此间的贸易平衡，至少也可以达到缩小相互间贸易差额的目的；后者属于价格调整法，即通过日元升值来降低日本出口的竞争力，进而达到平衡日本与美国和欧洲国家贸易差额之目的。

　　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两种平衡方法虽然是为了同样的目的，然其调整成本与结果却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先来分析政策执行的成本问题：

　　假如日本政府采取贸易自由化的政策，那么实施这种政策的成本将由原先受到政府保护的农业、服务业和金融部门的利益相关者来承担；假如日本政府采取日元汇率升值的政策，那么由此产生的成本将由所有的出口部门来承担，与此同时，进口商却可以从汇率升值政策中得到好处。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两种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采取贸易自由化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会给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比如上文提到的农业、服务业和金融部门带来冲击，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政策推行而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很有可能导致这些长期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产业部门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即使不能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么根据比较优势而进行专业化分工对于日本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在农业、服务业和金融业中低效使用的资源可以通过重新配置而提高它们的生产率，进而导致国民福利的增加。

　　但是，若是选择日元升值的政策，那么随着出口价格的上涨，出口部门的企业就会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应对方法来维持其国际竞争力。少数企业采取这种行动或许不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但是，当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时，那么就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打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第一，随着本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来的将是就业机会的减少与工资率、甚至是工资总量的下降，这会导致本国需求的下降与本地市场效应的消失。

　　第二，随着本国企业将生产活动外向转移而来的是政府税基的缩小，其结果不仅会导致本国居民税赋的增加，并且还将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如果这种后果真的发生了，那么不仅会使国内需求被进一步压制，而且还会使得宏观经济更加趋于恶化。

　　第三，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本国企业在海外获得的利润会逐渐流回本国，结果本国的储备在长期内仍会增加，本币对国际主要货币的压力仍然会继续存在，从而迫使更多的企业选择到海外投资生产。

　　以上所说的这些严重后果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本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在与美、英、德、法四国进行贸易谈判时非理性地选择了日元汇率升值的菜单，而不是贸易自由化的菜单。更加可怕的是，一旦日本非理性地选择了汇率升值的菜单，由于实际经济调整的粘性，日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升值过程就只能是渐进的。

　　然而，正是因为汇率升值只能是渐进的，市场就会形成所谓的“升值预期”，在升值预期的作用下，尽管有因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造成的资本外流，但是却会有更多的国际投机资本快速流入，结果在日元汇率升值、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而产业领域又因为汇率升值而缺乏投资机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地涌入资产市场，从而导致了日本资产价格疯狂上涨，于是，日本在日元升值后的短短几年间便走上了经济泡沫化的发展道路。

　　经济泡沫化发展的最终后果是对本土企业产生了进一步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主要来自于地价与房价的猛烈上涨，前者增加了企业（特别是新建企业）的用地成本，后者增加了企业用工（工资）的成本。如上所述，企业的国际转移必定会导致工资收入与政府税收收入的下降。

　　因此，当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某一个临界值的时候，高高在上的股价与房地产价格就会因为国民收入（包括工资与税收）的下降而失去上涨的动力，并会在接盘不济的情况下出现暴跌。果然，在日元升值四年之后的1989年，日本的泡沫经济便走到了尽头，日本的经济增长在泡沫破灭的冲击下迅速走向了长期性的衰退。

　　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政府在与西方四国谈判时为何不去选择贸易自由化的菜单，而是非理性地选择了日元升值的菜单呢？为此，我们就需要对日本政府做出这种政策选择的机理加以讨论。

　　先来讨论日本的农业为何不能走上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问题。根据理查德·维尔特的观察，日本的农业之所以不能走上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日本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

　　日本在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初时期，还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因此，其在划定议员选区时，农村人口的比例要比现在大得多，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然选区的调整却没有能够跟上经济与人口结构的调整，结果包括农民在内的农村居民就在日本国会中拥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议员代表，从而决定了来自于日本农村地区的选民对于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极大的影响。

　　由于日本农业在国际社会中毫无竞争能力，所以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与补贴才能得以生存，于是日本这种独特的选举结构决定了日本的执政党为了获得农民选票，就不得不以提供农产品补贴、并对农业部门实施贸易保护作为回报。换句话说，在这样的选举结构下，期望日本政府在与西方四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去选择贸易自由化的菜单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再来讨论日本的服务业为何不能对外开放的问题。以商业零售为例，日本的商业零售是一个由多层级经组织结构形成的分销体系，在这个分销体系中，既有批发商，又有标准意义上的零售商。这种销售体系与西方国家的直销体系相比具有交易成本过高的缺陷，从而导致日本的商业系统效率相对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日本商业部门的低效率也可从中国市场上得到佐证，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零售企业、特别是大型超市都已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就是日本的零售商至今没有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分销商也是自民党的主要票仓，因此，为了维护日本分销商的利益，在自民党执政时期的日本政府不仅对内制定了各种限制商业竞争的法律，而且与对待农业部门的做法一样对外也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其结果是在1985年广场会议上日本政府同样拒绝了西方四国所提出的有关服务业（主要是商业部门）贸易自由化的要求。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日本的金融业为何不能对外开放的问题。从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日本显然属于一个后进的追赶型国家，追赶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政府来动员国内资源投入到工业化的用途中去，为此就需要政府来制定产业发展政策。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使得政府支持的产业得以迅速发展，还需要政府为发展这些产业筹集资金，并加以分配。这就决定了日本工业化发展所需的资金既不可能通过股权投资来筹集，也不可能通过借入国外资本来筹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

　　假如日本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依靠股权融资来提供，那么资金配置的权力就将落到市场的手里，而市场的偏好并不等于政府的偏好，因此，若是选择股权融资的金融模式，那么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就有可能完全无法实施。

　　假如通过引进外国资本来解决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与依靠股权融资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即资金配置的权利都将不在政府的手里，区别只是在于，在选择股权融资的场合资金配置的权力被转移到了市场的手里，而在引进外国资本的场合资金配置的权力则转移到了外国投资者的手中。

　　在排除了股权融资与向国外进行融资的可能性之后，日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政府控制下的银行融资模式，这一融资模式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主办银行制度”，依靠这种融资模式，日本可以通过低息超贷和窗口指导将大量的资金配置到政府想要发展的产业部门中去。

　　但是采取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成本就是日本的整个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它们几乎成了政府的第二财政，这可从日本的中央银行受控于日本的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但又不同于财政部）的实施中得到证明。正因为如此，当广场会议要求日本开放金融体系、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时候，日本政府显然是无法应允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总结起来大致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试图依靠本币升值来平衡国际收支绝不是好方法，日元升值从来就没有能够达到过平衡国际收支的政策目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其一，是由企业对外投资替代商品出口所创造的外汇收入持续流入造成了日本居高不下的储备顺差；其二，是由本币升值所造成的资本项目的顺差，造成资本项目顺差的根源就在于本币升值会造成利率平价的破坏，进而引致外部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

　　第二，本币升值会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并造成经济泡沫化。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原因在于：本币升值一方面会导致出口部门的衰退，另一方面又会导致资产估值的提升，进而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出口生产部门与资产市场的这种反方向变化自然会导致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的增长，从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走向泡沫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基本面恶化（企业出逃与关闭所致）到不足以支撑高企的资产价格时，那么泡沫就会破灭，于是经济就会陷入长期衰退。

　　第三，在面对外部经济冲突的时候（主要是贸易摩擦），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增进国民福利的政策选择应当是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而不应选择本币升值的政策。假如在选择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过程中遇到因此政策受到伤害的利益集团的反对时，最优的解决方法是对这些利益集团进行补偿，而不是放弃正确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今天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是具有启发性的。简单地讲，就是稳定基本面高于一切，为此就不能选择人民币升值的政策，而是应当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在必要的情况下亦可选择打贸易战的方法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增进国民的经济福利。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