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荒”到“用工荒”

　　虎年伊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传出“用工荒”的消息。有媒体报道，按不完全统计，仅珠三角地区的用工缺口就达到200万人之巨。长三角不少经济发达地域也暴露出劳动力奇缺现象，如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一度创下了1比20的劳动力供需比纪录。在义乌等地，招工心切的企业老板开着小轿车到劳务市场“抢人”，如遇到满意的对象，当即送回工厂上班。义乌有关人士表示，2010年的用工形势将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一年”。

　　对于新一轮“用工荒”现象，人们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一种看法认为，“用工荒”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因之面临着深刻的转变。

　　把“用工荒”现象和“人口红利”窗口的提前关闭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用工困难或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种假设究竟是否符合现实，还有待观察。按照世界银行2007年的研究观点，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限大概还将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这个说法大致不谬的话，那么，红利窗口何以出现提前关闭的迹象，就值得加以深究了。

　　劳动力资源局部紧缺的现象，并不是从今年开始出现的。但媒体在报道虎年的用工形势时，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那就是把“民工荒”改成了“用工荒”。表面上看，这只是措辞方面的一种偶然“进步”，但如果详加考察，就能看出一字之变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今年的用工紧缺已经不完全是低端劳动力的紧缺，就连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用工岗位同样出现了缺人的现象。如杭州一家企业招收抛光工，曾向一位应聘者开出4000元的高薪，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理由是该工作不利于健康。用工紧缺从民工层面向用工层面蔓延，预示着劳动力资源的供不应求已经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系统性了。

　　沿海地区所缺少的用工，其本质身份其实还是农民工。人们之所以不再提“民工荒”而改称“用工荒”，原因当在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之后，人们发现农民工的数量并没有出现短缺，而是缺乏由民工转变为用工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供应总量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似乎进入了不应期。民工要么留在中西部地区就地发展，要么干脆呆在家里守着几分田地打发光阴。沿海地区的工作岗位不再像过去那么富有吸引力了，“到广东去”也不再成为有感召力的口号。从这个现象看，“用工荒”并不是人口红利的提前结束，倒更像是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抛荒和闲置。这其实是更值得警惕的现象。

　　民工不愿意成为用工，最主要原因当然是收入的微薄和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缩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为民工提供的收入，已经不能成为农民工致富的途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反映在农民工身上的长期歧视性待遇，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的自我成长和发展，也在文化心理层面引发了新一代农民工的抵触情绪。与现代社会的一般用工方式不同，农民工始终处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底层，不仅缺少社会认同感，甚至很难享受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基本国民待遇。受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农民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外来者，再美好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异乡。这种用工方式的现实存在，当然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劳动者缺乏劳动的自豪感，当是人口红利提前衰退的重要原因。

　　有人认为，“用工荒”会倒逼企业提高农民工待遇，并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消化成本压力。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沿海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改变增长方式不仅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本身也会是痛苦而充满变数的。完全依赖市场调节去解决“用工荒”问题，可能面临着很大的社会成本，也会坐等人口红利的消失。因此，珍惜人口红利时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就需要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努力。只有从法律、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层面提高农民工的地位，只有以平等、公平的原则去对待农民工，只有为劳动者提供归宿感和认同感，乖谬的“用工荒”现象才能根本缓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用工荒”确实可以看作一种呼吁，但它所吁盼的，并不仅仅是增加劳动性收入。只有站在人的发展角度看待用工紧缺现象，才能更深地领会一个广大群体的深沉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