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蔡昉：中国有望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本报记者 肖 明

　　实习记者 高 那 杨丽娟 宋美凤 房田甜 湖北 四川 河南 浙江报道

　　普遍的民工荒现象，到底是如往年一样的短期现象，还是真实的人口红利结束的表现；到底是工资太低，导致农民工不愿就业，还是产业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刻，《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对此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现在的民工荒

　　与过去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21世纪》：中国民工荒不仅出现在劳务输入地，而且也出现在一些劳务输出地，你怎么看待近段时间的这种民工荒？

　　蔡昉：对于民工荒现象，其产生有长期和短期两个原因。长期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已经接近其顶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接近尾声。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一路下滑，产生周期性失业。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因为不能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扶助，他们没有必要留在原地寻找工作。加之春节，提前返乡就成为大部分人的选择。农民工属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农村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

　　此外，还有一些新变化也使得这些农民工难以回到农村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富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绝大多数农民工要回城寻职。回城后，他们迫切地要寻找机会就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

　　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然后，随着经济增长逐渐回到正常轨道，周期性失业问题相应缓解。一些行业，比如制造业开始复苏，也因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候，就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

　　《21世纪》：现在的民工荒与过去是否有实质性的不同？

　　蔡昉：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越来越接近其零点，民工荒现象会日益突显。同时，既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有周期性波动，周期性失业及再就业可以治理，不能根绝。但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发展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

　　客观地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说，本世纪以来，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大体上翻了一番。按照6个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城市人口的话，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也扭曲了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

　　因此，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城市化，由于没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是不稳定的城市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

　　仍具比较优势”

　　《21世纪》：从中国过去走过的路径，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来看，未来中国解决民工荒的出路在哪里？

　　蔡昉：这其实是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大的方向上说，就是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中国如能创新制度安排，至少在2020年前，有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

　　1978年至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直至2000年，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致“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

　　值得强调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把目前2.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红利”。

　　《21世纪》：为了应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否意味着在发展模式上，我们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成资本密集型？

　　蔡昉：现在谈这个还有点早。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了比较优势。

　　2004年以后，我们普通劳动力的工资在增长，农民工的工资也在增长，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基本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劳动力工资在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把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中国比起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仍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力。何况我们已大幅改善基础设施，劳动力教育水平比较高，还有更好的投资环境。

　　因此，这个比较优势暂时不会丧失的。如果要预测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束的时间，我认为至少是2020年。即使是劳动人口年龄的总量在下降，但总规模很庞大，还有许多没充分利用起来的劳动力，2020年之前我们不会遇到绝对意义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此外，我们知道养老保障制度、国内消费的启动及教育水平、培训水平的提高都可以把现有的经济潜力及劳动力的质量进一步提升，因此是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关键”

　　《21世纪》：如你所提，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至此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要启动第二次人口红利，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届时是否需要调整？

　　蔡昉：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在长期可能产生有利于起到矫正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管是否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发展阶段都必然会出现，现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也没有实行过我们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也经历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21世纪》：中国退休年龄人口是男60岁，女的最低的50岁都退休了，未来中国要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相应的法律是否要修改，比如延长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

　　蔡昉：延长退休年龄对于解决民工荒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国家规定男性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如果一个63岁的人不能承担所负担的工作，但是又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就会发生一种现象，用人单位就会辞退劳动者。这对劳动者的利益是一种损害。我们国家的国情和一些发达国家很不同，在我们国家当前64岁人口与24岁人口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和14年，总体水平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并无竞争力。因此，只有当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14年)时，延长退休年龄才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