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尔的新选择

　　□ 本刊记者 李虎军 | 文

　　哭泣的荷兰人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秘书处的执行秘书，德波尔原本希望在哥本哈根完成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促成各国达成雄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但他未能如愿。

　　2月18日，德波尔宣布辞去执行秘书一职。他的个人命运将从此改变，而气候变化谈判也因此蒙上一层阴影。

　　除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伊沃·德波尔（Yvo De Boer）或许是联合国系统最重要的官员。

　　第一次见到德波尔是2007年12月。一年一度的《公约》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大会，在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举行。

　　会议最后一天，出现了一个程序上的“低级失误”。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谈判代表应东道国印尼外交部长之邀，正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闭门磋商。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尼环境部长，却在主会场里连续两次要求各国表决通过谈判案文。而那个版本的谈判案文中，尚有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的条款。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此深感震惊。中国代表首先发言，要求对这种违反会议程序和《公约》原则的举动做出解释。

　　短暂的休会后，印尼环境部长对先前的举动表示道歉。轮到德波尔了。他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秘书处不知道外面还有磋商。”接下来，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这位荷兰人在主席台上掩面而泣。

　　身旁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转头望着德波尔，不知该怎样安慰他。工作人员很快将德波尔扶出会场。当他重新回到主席台时，包括中国人在内，各国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情景在气候变化外交场合十分罕见。德波尔由此被称为“哭泣的荷兰人”。如此情景，或许是因为秘书处的工作失误，但恐怕更多缘于巨大的工作压力。

　　由于事关各国的根本利益，气候变化谈判错综复杂。每年年底的缔约方大会持续两个星期，通宵达旦地举行“加时赛”也是家常便饭。这一切，很容易使人心力交瘁。

　　身为谈判的总协调人，德波尔需要付出更多。他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工作机器：既要扮演“救火队长”角色，在各国代表之间斡旋；还要每天定时出现在新闻发布厅，通报当天的谈判进展，回答记者们刁钻的提问。

　　巴厘岛会议的最后一天，谈判仍处于僵局。德波尔内心焦虑无比。所幸各国最终做出一定让步，通过了“巴厘路线图”，承诺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新的协议。

　　当谈判代表们纷纷离去时，德波尔终于有心情和一群熟识的记者轻松地聊天了。

　　德波尔是一位荷兰外交官的儿子，1954年出生在维也纳。他在英国上过寄宿学校，后来又游历世界。他曾经担任荷兰住房、土地规划与环境部国际司司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最艰难的任务

　　2006年9月，德波尔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负责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的最高官员——《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的使命是敦促各国履行《公约》，尤其要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12年至2020年达成新的协议。

　　德波尔来自发达国家，但身份要求他不是维护发达国家利益，而是人类的利益。正因为此，当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打算抛弃《京都议定书》时，他坚定地予以抨击。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关系。《公约》规定的各项原则中，最著名的当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需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又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京都议定书》则明确规定：在其第一承诺期，也就是到2012年，发达国家需要比1990年减排5％以上，发展中国家则无需承担强制性减排指标。

　　美国迄今不愿签署《京都议定书》。为了将其拉上减排的列车，各国决定同时在《京都议定书》和《公约》之下进行谈判，即所谓“双轨”谈判。毕竟，美国仍然是《公约》的缔约方，在这条“轨道”上，可以就其减排问题进行谈判。

　　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公布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自主行动计划。这种行动还属于排放速度减缓的“相对减排”，并不是排放总量减少的“绝对减排”，但与以往的谈判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提出所谓“双轨”合并，试图以一份新的议定书，取代《京都议定书》这部目前国际上惟一对温室气体量化减排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显然，它们希望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多，同时尽量减轻自己的减排责任。德波尔则用这样一个比方作出回应——“我们不能自毁长城。”（You don’t saw off the branch you are sitting on）

　　巴厘岛会议召开之前，《公约》秘书处法律事务部主任、中国政府气候谈判代表团原团长高风曾经向德波尔介绍，中国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德波尔在大会上公开对中国此举表示赞赏。他还多次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言论，呼吁大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京都议定书》存废之争，不过是气候变化谈判桌上激烈交锋的缩影之一。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坐在一起，各怀心事；要让他们达成一致，其难度可想而知。《公约》秘书处的执行秘书之职，大概是全世界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哥本哈根之后

　　2010年新春伊始，德波尔辞职的消息让人们觉得突然。外界很难知道这决定背后的真正原因。毕竟，他在执行秘书的位置上只待了三年多时间，而他的前任之一、马耳他人迈克·扎米特·库塔加工作了十年之久。

　　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达沃斯论坛到首脑峰会，人们争相谈论气候变化。

　　哥本哈根更将这种热度烘托到极致。数万人聚集到贝拉中心，百多位政府首脑出席，数千名记者全程跟踪报道。用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苏伟的话讲，哥本哈根会议以不亚于半届奥运会的热度，对全世界进行了一场气候变化问题的普及，全世界也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情。

　　让气候变化成为“显学”，德波尔自然功不可没。他经常现身于各种研讨会，向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兜售”气候变化问题。他频频接受记者采访，借助媒体传递《公约》秘书处的声音。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德波尔和很多人一样，期待美国成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领导者。但美国政府目前仅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这只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约4％。美国的气候法案在参议院也陷入了僵局。

　　最终，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达成“公正的、雄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德波尔会不会因此辞职。他的回答是：“这不是我的责任，我不会辞职。”

　　的确，这不是德波尔的责任。他只是一名协调者，不可能去干涉各个国家的立场和行动。即使对程序本身，德波尔也无法完全掌控。哥本哈根会议最后一天，美国甚至无视《公约》秘书处，在全体大会对那份软弱无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表决之前，就自行宣布主要国家已经达成一份“有意义的协议”（meaningful deal）。会场上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秘书处在哪里？”

　　德波尔双耳发达，这大概有助于他的倾听。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协调人，倾听也是非常必要的。他在一次论坛上公开调侃自己的大耳朵，说长得像《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先生。但他毕竟不是柯克船长，以一己之力，也无法扭转气候变化谈判的僵局。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德波尔表示，谈判并没有失败，因为谈判至少还留在正确的轨道之上。但会议结束一段时间后，他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还是表示了失望之情。

　　2010年1月31日，是《哥本哈根协议》要求各国自行提交减排行动目标的截止时间，但只有40个发达国家和30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相应信息。而且，目前提交的减排目标，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科学评估报告的要求相去甚远。发达国家承诺的近期资金援助计划，也几乎没有进展。

　　IPCC的“冰川门”等事件，也给气候变化谈判带来了新的麻烦。由各国科学家共同组成的IPCC，在过去近20年中发表了四次评估报告，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乃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最重要的科学基础。但今年一二月间，媒体披露了IPCC评估报告存在的瑕疵，其中包括错误预测喜马拉雅冰川很可能在2035年消失。IPCC最初面对批评不肯认错的态度和工作方式，以及这一系列风波给气候变化谈判增加的变数，大概都会让德波尔头疼不已。

　　为了给潘基文留出时间寻找继任者，德波尔将继续工作，到今年7月1日才离任。一个人不可能挽救气候变化谈判，他的离去也不会对未来谈判走势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这毕竟给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至于德波尔本人，他将在毕马威担任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的全球顾问，同时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乌得勒支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合作，“确保未来一代人理解气候变化的需求”。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新位置？德波尔的解释是：“哥本哈根没有达成一个清晰的法律协议，但政治意愿，以及迈向低排放世界的观念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个趋势在召唤与私人部门的全新合作，我很高兴能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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