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侯东民
2009年的民工返乡潮刚刚过去不久，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再次困扰中国。老龄化发展将使我国劳动力日益短缺的议论似乎再次得到了应验。但笔者认为，民工荒并不预示着今天及今后中国劳动力真正意义上的短缺，只是目前的民工荒可能加快推动中国用工市场的游戏规
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的认识，实际上发端于西方学者对西方老龄化的预计。但这种预计迄今还不符合西方经济发展的实际。
例如，1970年以来是日本老龄化发展的最快时期，1995年日本劳动人口就已开始负增长，但同期日本国内失业人数由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年均70万左右，到2000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50万，金融危机前仍有270万。在高度老龄化的西欧，就业更是一直成为社会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长期在8％以上，经常在10％左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日益不依赖乃至排斥劳动力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
日本、西欧的老龄化水平基本相当于2050年中国将达到的水平，而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初期的情况还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至今仍面对着棘手的城乡剩余劳动力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总和的1/6，而劳动力则相当于以上三国总和的三倍，并且未来10年内中国劳动力将呈继续增长态势。如此多的劳动力相对于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经济规模来讲，劳动力从长期看是富裕还是短缺，不言自明。
近年来笔者多次指出，从实际看，1978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为3亿，其中一产劳动力为2.8亿，已经大量剩余。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为5亿多，其中一产劳动力基本与1978年持平。同期我国耕地减少了2亿亩，化肥、农药、机械已经大量使用，且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的2亿多人，也还不能说真正脱离了农业，城镇“40、50”待岗者估计在5000万左右。在202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呈继续增长的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剩余劳动力问题还远谈不上得到解决。
笔者以为，近年屡次出现所谓民工荒，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城市企业的用工方式，即企业只利用劳动力之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劳动力年龄段（弃用农民工劳动力的年龄更低）的用工倾向，这就使得在目前城乡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同时，却出现企业无工可用的重要原因。
这种倾向不仅违背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等有关规定，而且对公民劳动权形成严重侵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笔者预计，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善。一方面市场本身会迫使企业逐步校正这种用工行为，中国企业要想得到稳定发展，仅用年轻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企业必须维系基本稳定的员工队伍，包括“40、50”人员；另一方面，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劳动者劳动基本权利缺乏保障的状况，大力加强调控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不是轻而易举的，涉及太多的问题。例如，要加快户籍改革，给已经稳定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以城市户籍，以改变城市中的企业对他们的歧视态度及待遇；要研究政策，切实保护城市“40、50”劳动力的权利不被随意剥夺等。
同时我们可以预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他们对过低工资、过长工作时间、不健康的工作环境等，与上一代人有着越来越不同的态度。目前我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仅靠廉价劳动力赚取企业微薄利润率的情况，也必然会受到更多冲击。承受不住的企业会被淘汰，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而产业淘汰与产业升级都会减少劳动力需求，这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因此，笔者预计，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今后不会发生真正的短缺，剩余劳动力问题将继续是我国重要而长期的社会问题之一。
虽然改变上述用工方式涉及问题复杂，但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春节过后（尤其是元宵节后），农民工会增多，另一方面内地用工与沿海用工、企业用工条件与农民工要求之间，在磨合、博弈后，仍会达到相应平衡。至于2010年春节后沿海企业用工荒甚于往年的现象，笔者以为这跟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返乡潮，导致春节沿海企业用工较往年出现更多脱节有关。
下一阶段，我国户籍改革应尽快着手解决进城农民工的落户（当然要符合居住时间等方面的一定条件）问题，这种改革应该是使农民工彻底离开农业的根本性改革。同时，政府也应高度关注，并着手解决目前城市企业的用工倾向。只要这些问题解决得法，民工荒将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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