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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华:下一步改革主体要同权 不能再分三六九等

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03月04日15:28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遭遇重重困难,在各个领域,体制垄断都成为改革推进的严重阻碍,如何才能破除体制垄断的束缚,为深入市场化扫清障碍?3月4日,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论坛--“改革的下一步”召开,数位经济学家就此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搜狐财经现场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

  这个题目出的非常好,是“下一步”,既然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先谈谈“上一步”做的是什么,“上一步”做的是什么,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其实“上一步”主要做的就是三农的问题,连续十几年中央就是农村、农业、农民,连续几个一号文件都是讲三农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摄影:唐怡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摄影:唐怡民)

  中国从78年以后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以放权、松绑、让利为特征的农村改革,使得整个改革的进程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改革确实到了这一步,大家就觉得好像原来叫经济增长方式、现在叫发展方式面临一些困难了,因为三架马车最后发现两架都有问题,其实可能三架都有问题,因为以农村改革为特征的改革显然是一个不断的增加供给的,农民很难消费得了,所以说三架马车里面的消费渠道一直对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多大贡献,这是必然的,因为农村改革是强调的解放生产力,客观上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消费,包括现在什么东西都下乡,提供补贴,确实是这样,但是作用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另外一个,农村改革和这个相伴而生的,长期依赖于投资的方式驱动,就是今天所面临的大量的问题,资源、环境不可持续。最后一个,第三架马车,金融危机之后靠出口这种方式看样子再难以维系了,所一这个时候就想到了。按现在变成了前30年的三架马车和农村改革相适应的时候是很管用的,解放了生产力,大大的增加了社会供给的能力,但是再下去发现不行了,现在虽然送工业到农村去,但是消费能力是有限的,出口这块国外肯定设置各种障碍,不可能看着中国这么崛起,加上国际经济的结构、这种秩序也不可能是这样,总之中国出口美国人买,买了之后中国再把他的国债买过来,再把钱借给他,他再买,美国人受不了,中国自己也受不了。

  所以现在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那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城里人有钱,所以现在有各种机构都来算账,说下一步中国三架马车里面必须启动消费这块,消费这块的希望在哪?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多少多少消费,这就是下一步的经济上如果要算的话那就是这么一个账。

  刚才主持人讲,说经济改革的下一步不光是经济问题,其实也是政治问题,当谈城市化的时候,可能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说,城市化可以把消费这一块拉动起来,这样科学发展观的说过于依赖投资驱动的问题解决了,美国人不再买中国人那么多东西,也解决了,下一步谈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也要赞同一下刚才主持人讲的观点,难道城市化就是简单让城里人去花钱吗?只是为了驱动经济增长让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吗?我觉得不是,如果从这么一个角度看城市化,可能就把城市化看的过于简单了,可能欲速则不达,尤其面临很高的教育支出,高房价,养老保险没谱的情况下,城里人也没钱花,就像电影里说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如果把城市化看成让市民花钱,市民也没有钱可花。

  城市化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城市化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权力问题。大家想城市,城市就是两个意义,一个是“城”、一个是“市”,“城”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要素能够聚集,这是它的物理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制度特点,是“市”,市就是集市、就是交易,就是有经济活动,所以城市化的核心其实是在制度上。

  现在如果仅仅把它当作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那就是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制度层面来看成是化的问题,所以这其实也是要从法制史的发展来研究,也是中国和西欧一个重大的区别,欧洲的法制其实是萌芽于它的城市,欧洲的宪政也是萌芽于它的城市,今天讲宪法、讲宪政来源是什么地方?来源都是中世纪的城市所得到的城市自治的限制,就是封建的居住给城市一个特许,城市的失去你自己管,正是因为城市的这种自治、这种独立的地位和教会,和封建制民主的庄园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最后萌芽出来了欧洲的宪政体制,在这个宪政体制上才会支撑他的法律制度,才会实现市场的自由交易。

  城市的特点就是自由交易,就是制度安排。中国的古代城市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城市不叫城市,叫郭,叫铸城以为君、造国以护林,就是城市种一个墙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是为了保护国王用的,所以不叫城市,叫城郭,所以缺少这种制度意义上的安排。所以为什么后来的城市化就和西方,包括整个政治发展的道路不一样呢。所以今天在讲城市化的时候,其实要回到城市化的本来的意义上,更多的是从制度上来讨论我们的问题。

  交易就要求平等,交易就要求有规则,交易就要求有自治。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分析下一步或者分析我们上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上一步的问题就是制度没有到位,刚才两位教授讲了,其实很多我也是非常赞同的,我把它归纳为我们上一步改革,就是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呢?离这种交易的自由、自治、权利平等到底差哪些呢?我认为四个方面的缺乏:

  第一,主体不同权。我们的主体是被分割的,市民、农民、农民工,分为很多不同的身份,我们说央企非央企,国企、民企,如果大家对法律稍微通一点知道,我们的企业还是双轨制度的登记制度,我们有一个“企业登记办法”、“公司登记办法”,“企业登记办法”是按所有制来登的,十多年一直没有改革,所以我们主体上是不同权的,所以农民工在城市里面相应的待遇享受不了,4万亿可能中小企业就拿不到这个贷款,最后当然只能去炒房地产了,所以主体不同权。

  第二,要素是被分割的。市场化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这些年我们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已经成份很高了,有不同的统计了,有说93%、95%以上都已经被市场化了,但我们关键的生产要素还没有市场化。我们现在涨价涨的多的,比如土地这种要素它的市场化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包括我们资本的市场化,也是不够的,所以要素是被分割的,有的市场化了,有的没有市场化。

  第三,市场化要求有规则,我们说规则不完备。这30年我们一直在建规则,但是我们有很多领域现在还是规则不完备,规则不完备怎么来进行交易呢?当然今年是一个特殊年,今年2010年,按照中央和人大常委会的计划,今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四,执行不到位。其实这个是最严重的,要说规则不到位,其实现在慢慢的法律越来越多了,像李曙光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法律越来越多。但中国的法律呢?确实执行的好的非常少,这是什么原因?表面看起来是法律没有执行,其实核心就是法制权威没有建立。所以经常大家很关注的一些问题,最后发现不了了之,因为规则执行不到位。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我看深圳的中改院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中国的城市化叫做半城市化,这和古代的城郭是一样的,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其实就是主体要同权、要素要流动、规则要完备、执行要有力,这其中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改革,政府行政的权力当然在中间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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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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