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从1978年以来M1、M2的长期波动和物价走势看,每当货币供应量增速进入扩张区间,都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延续的时间越长通胀率也越高
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总体上好于2009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方针,经济运行有望在2009年持续回升的基础上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物价上涨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制度性障碍制约消费持续扩张等,将对2010年经济稳定发展构成挑战。
CPI可能突破目标
2010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增长“二次探底”,以及为保障2009年新开工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和正常运转,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通胀预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范资产泡沫,把物价涨幅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则需要高度重视。
2010年是否面临通胀压力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工业生产领域产能普遍过剩,夏粮、秋粮连续丰收,工农业产品供给充分,在现行价格水平下供过于求压力较大,因此2010年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
但是,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从1978年以来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长期波动和物价走势看,每当货币供应量增速进入扩张区间,都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延续的时间越长通胀率也越高。
例如在1984~1987年和1991~1995年期间,M1和M2增速都超过了25%,在紧随其后的1988~1989年和1994~1995年,便发生了17%以上的恶性通货膨胀,其中1994年CPI涨幅高达24.1%。
自2009年3月起,M2增速突破25%,12月末增长27.7%;7月起M1增速突破25%、10月起突破30%,12月末增长32.4%。受M1、M2增速不断加快的影响,CPI于2009年7月触底、11月由负转正,12月涨幅达到1.9%。预计上半年物价上涨压力进一步加大,CPI全年涨幅可能突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目标。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货币向物价的传导机制会不同于短缺经济时期。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首先会推高资源型产品价格,如土地、矿产品等。由于流动性泛滥、投机活跃,资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泡沫,如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通胀预期不断加强。最后,在成本上升、比较收益发生重大调整的共同推动下,供求平衡相对脆弱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并逐步向普通工业产品传导。
从国际环境看,以宽松货币政策和大量注入流动性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快速复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全球流动性泛滥、货币尤其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性通胀压力加大。2009年初以来,原油、铜、金等产品价格已经出现大幅度上涨趋势。2010年,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逐步恢复和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大宗商品价格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输入型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将不断增强。
为防止资产价格和物价过快上涨,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时机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在保障已开工建设的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随时调整资金下拨进度和建设规模;二是在信贷规模比上年明显缩减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加大补贴力度,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通胀能力。
房地产市场调整两难
当前中国居民消费正处于以购买住房、汽车为主的阶段。无论从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销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重、增加值占GDP比重看,还是从房地产业对直接和间接相关产业的影响看,毫无疑问,房地产业都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2010年,国民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由于信贷宽松,自住性需求与投资需求相结合,房地产市场未经实质性调整就开始再度走高,房价持续上升。2009年,全国住宅销售均价接近4700元/平方米,比2008年均价上涨了813元/平方米,涨幅接近25%,为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其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最高的5个城市为:广州19.9%、金华14.9%、深圳14.3%、海口13.4%、北京13.2%。
房价持续上涨,社会恐慌心理加重,投资需求日盛,供求矛盾显现,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源于部分亚洲国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则是美国房地产和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发的。两次危机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中国房地产泡沫化,其危害同样难以估量。
显然,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难以为继,政府调整房地产政策、有效抑制泡沫已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调整力度过大,导致房价由升转降,消费心理随之改变,则有可能重现2008年下半年所出现的市场萧条局面。一旦陷入需求萎缩-金融风险加剧-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将会使已有的稳定回升局面受到冲击,并可能使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境。
在上述两难选择中,政府应明确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把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效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给、缓解供求矛盾和平抑房价作为基本手段。基于此,要区别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区别不同市场面临的矛盾,采取差异化政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市场特征,宏观调控切忌“一刀切”,不宜根据北京、上海等城市房地产价格等情况的变化制定针对全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是区别真实需求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旺盛,加重了市场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在保障首次购房、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通过利率、税收等政策有效打击投资性需求,减轻商品房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压力。
三是区别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房价上涨,难以承受目前房价的人增加,政府应通过加快廉租房建设等,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消费增幅难及上年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和经济调整会影响居民的就业与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出现一定程度下降难以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也是美国、欧盟等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的主要原因。
与之不同的是,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为历史最高增幅。这表明,在储蓄率较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受短期收入变化的影响较小。只要政策调整得当,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很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2010年政府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保持不变,有些领域还进一步加大了力度,这将有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但一方面,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成本不断提高,边际效应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未消除,2010年消费增幅难以达到2009年的水平。因此,无论从短期内促进消费稳定增长,还是从中长期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扩张,政策重点都应当从“治标”转向“治本”,即着力消除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
现阶段,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从收入法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中国2007年的水平高约10~17个百分点。
二是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显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2008年,中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为29.7%,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和24.3个百分点。中国政府用于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在主要经济体中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优质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三是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1990~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8。最高20%的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必然影响整体消费的增长。
逐步消除上述制度性障碍,消费需求才能步入持续扩张轨道。一是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以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垄断行业改革为突破口,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在二次分配中,加大调节力度,有效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改善消费者预期。三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释放强大内需潜力。四是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