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尚希
目前，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缩减贫富差距，是政府干预社会，实行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贫富差距，有财产意义上的，有收入意义上的，甚至还包括消费意义上的。从消费意义上来理解和调节贫富差距应该是一个重要思路。 政府调节贫富差距应从结果转到起点上来，起点的干预比结果的干预更有效。起点在哪儿？起点就在消费上。参与市场经济的游戏就像体育比赛，起跑线假设是一样的，最终的结果总是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跑得慢，那这个差距的大小，不是决定于起跑线，而取决于参与者能力。如果说能力差不多，在起跑线公平的情况下，跑出来的结果差距不会太大；如果参与者能力差距很大，其结果如何呢？那其结果就是差距非常大。所以，参与市场经济的游戏，其起点就在参与者的能力上头。在国民能力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尤其是出现群体性的能力鸿沟的时候，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缩小的。
那么，参与者的能力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通过消费。消费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人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技能素质等，都取决于消费的状况和水平。食品消费、健康消费决定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技能培训等则决定文化、技能等方面的素质。消费包括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仅仅靠私人消费来提升能力，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非常有限的，还得靠公共消费，也就是政府向广大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消费。
按市场经济的逻辑，那就是：有钱了你就消费，没钱呢就不消费，你钱多就多消费，钱少就少消费。如果完全按照这个逻辑，很多人的能力在经济循环中就会落入到一个陷阱：低消费—低能力—低收入—低消费—低能力。文盲的孩子永远是文盲，穷人永远是穷人，社会阶层之间不能流动，社会阶层固化，一旦固化就会形成阶级，一形成阶级就会对立，对立就会革命，过去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分析得很清楚。要避免经济循环中的能力陷阱，政府的公共消费是关键。
只有从起点上来解决问题，在能力上缩小差距，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群体性的能力差距小了，群体性的贫富差距也才可能缩小。你今天穷了，但是你可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使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不因私人消费的不足而落空，那么经过努力，在市场竞争中，你还有希望再变成富人。这样，阶层之间是流动的，阶层就不会固定，社会也能稳定。
所以，政府干预社会的贫富差距，应从对结果的干预转到对起点的干预上来，从消费、能力入手。这样，政府对分配的干预就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才可能避免社会两极分化。一厢情愿地认为，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就认为同时缩小了消费差距，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误区。现代社会，居民个人对公共消费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收入差距缩小不见得消费差距也会缩小。例如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不能说给低收入者增加补贴就能解决，如举办农村教育，这不是给农民一些钱就能替代的。现代社会的消费越来越具有公共性，就是买米买菜这样看似很私人的事情，也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对食品市场的调控和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等等。
从结果的干预变成对起点的干预，消费是最重要的着力点。传统理论中消费是分配的结果，是一种静态的认识。从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这社会的两种生产来分析，从动态的经济循环来观察，消费是起点，是归宿，是出发点。从这一轮经济循环看，消费是结果；但从下一轮经济循环看，消费又是起点。干预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要从消费入手缩小能力差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而参与者的基本能力又不因经济、社会因素而悬殊，经过市场竞争，即使存在收入、财产上的差距，那也是公平的。（刘尚希 作者为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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