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应提早庆祝“制造业回流”

　　过去的十年是美国制造业哀鸿遍野的十年，近两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削减了将近两百万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以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密歇根州常年稳坐失业率第一的宝座，曾经辉煌的制造业中心一蹶不振，而面对工会工人的演讲已经成为历届总统候选人必须接受的挑战。

　　在这样的一片悲观情绪中，从2007年开始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成为难得的亮点。很多公司意识到在跨国运输、库存协调和质量控制方面的成本远远高出人力成本上的节约，从而决定缩短战线，把生产线放回美国。美国媒体兢兢业业地报道着大大小小的回流事件，通用电气总裁伊梅尔特甚至在底特律发表演说，希望重振美国制造业，力争把制造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10%提升到20%以上。通用电气似乎也这么做，它将在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盖一座生产高密度电池的新厂，并在德州的路易斯维尔建新厂生产混合式电热水器，以取代外包给中国的产能。而自动提款机(ATM)制造商安迅公司（NCR）则提出了“回流合理论”，他们认为外包会降低公司对市场的敏感性，变成单纯的“成本考量”，因为设计师、工程师、资讯专家、消费者远离制造端，导致该公司无法快速回应客户的需求。安迅公司也将中国、印度及新加坡外包委托单抽回，转由本土工厂生产。

　　然而，我们不应把目光局限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回流事件。从全局来看，制造业回到美国的条件不外乎两类：第一是国际成本差异的消失和贸易难度的增加，第二是美国企业和美国市场的中心地位不变。前者对美国经济绝非福音，后者能否持续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生产回流”而不是“职位回流”

　　长期来看，成本差异的消失是预料之中的。随着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力参与到国际经济中来，发达国家非技能型劳动力的价格势必会相对下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美国的收入增长集中在高学历高收入阶层，而蓝领工人的收入在考虑通胀因素后基本在原地踏步，在有些行业甚至是不升反降。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房地产和能源的价格也翻倍上涨，使得很多美国制造企业感觉进军海外无利可图。如果制造业因此回归，那是美国工人面对国际竞争压力的屈服，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无奈的感觉吧。

　　成本差异的消失还可能来自于生产过程的电子化和自动化。跳过那些回流事件而注意一下细节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回流公司新建的工厂是在用高效率来对抗“中国价格”，这样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实在是雇不了几个人。也就是说，制造业的回流并不等同于制造业工作的回流。

　　当然，如果美元大规模贬值，也会增加美国本土的成本优势。至少在2007年美元对欧元大幅走弱期间，欧洲各大汽车品牌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整车装配移到了美国，2009年上半年美元的弱势也对促进美国制造业出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弱势美元对美国经济来说实在是弊大于利，不仅会增加今后的融资成本，而且会增加通胀压力，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消费大量廉价进口商品的制造业工人。贸易成本变动导致回流“不确定性”

　　如果说2007年的制造业回流是因为弱势美元，那么2008年的回流多是因为高昂的运输成本。不仅原油价格在08年7月达到145美元一桶的天价，而且随着贸易需求的上升，远洋运输的价格也节节攀升，波罗的海干货指数（BDI）从2006年的2500点左右冲到了2008年的11000点。制造业中利润微薄的部分在此期间纷纷退回墨西哥或美国本土。基于美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这些靠高油价和高运费带来的制造业回流，不要也罢。

　　政府的贸易政策也可以人为地增加贸易成本，比如说繁琐的贸易限制、反补贴和反倾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政府采购协议中推行严格当地生产要求。为了避免贸易壁垒，本土化生产的比例自然会上升。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跨国公司整合全球产业链的难度，促使它们收缩战线。但这相当于把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如数退还，对整体就业的影响不宜乐观。

　　考虑技术因素下的“回流”

　　成本因素除外，技术因素也导致了近几年的部分制造业回流。当产品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产品对质量和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全球产业链的协调难度就会增加。波音公司推出787系列的坎坷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分散在各国的零部件制造商不断出现交流协调问题，直接导致新机型的下线时间一拖再拖。有了波音的教训，很多企业都痛下决心，把重要部件的生产放到身边来。只要波音和通用电气等美国公司依然是全球产业链中的总指挥，任何协调和贸易成本的增加都会促使他们调兵回营。

　　技术的迅速变化和消费市场的细分化也使得消费者的即时反馈日益重要。无论企业的客户是下游厂家还是最终消费者，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并迅速对产品和生产过程作出调整，生产线最好近在咫尺。这就是为什么在时装行业和对零库存要求高的制造行业，近几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造业回流。

　　当然，以上论述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假设前提上的，那就是美国企业和美国市场依然重要。当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实力逐渐增加，当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逐渐走向前台，回流的动力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