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早启动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民富才能国强。在今日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情境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意味着建立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培育更强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健全法制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居民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等等。这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机提升国家竞争实力，增强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谭丰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向本次全国政协会议提了一份提案，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未来5年间，使城乡人均收入翻番，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DoublingProgramme），意指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此处的国民收入，并非指统计学意义上的GDP和GNP，而实指居民收入。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了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国民收入增长措施，仅用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倍，到1973年翻了2倍。

　　今天，我们也面临着日本50年前面临的如出口受阻、收入差距过大、个人消费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实行收入倍增计划有一定的效仿及探索性意义。而其历史意义在于，跨越“拉美陷阱”（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间的可能危机），在相对明确的历史时期内，使经济总量、人均量和经济品质踏上一个更高阶梯，大幅度增加国民财富，壮大社会中间阶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

　　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国有体制形成的不合理的垄断部门利润分配模式，严重损害了公平原则并无益于居民收入的增进。由于进入壁垒和其他政策因素，多种经济成分的公平竞争难以实现，阻碍了以市场竞争为动力的企业自主创新和效益提升，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由于土地制度的束缚，农民无法通过流转方式实现土地增值，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仅为39.7%，而世界重要经济体一般都高达50%至57%；我国企业营业盈余高达31.3%，而上述国家则只介于20%至25%之间。因此，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既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也有制度和政策上的现实可行性。

　　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时间向度上的涵义是，注重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可持续性，其最终追求乃是居民福祉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广东在2008年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力争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2012年的工资水平比2000年翻两番。但在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冲击下，该计划并未如期实现，但因为倍增计划对企业自主创新和生产力提高、经济结构转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出了现实可行的诉求，其意义依然可观。

　　“倍增计划”并非要求居民收入的强制增长，若从更宽阔的历史视角看，“倍增”的最大意义或许并不在多过一倍或少于一番，在我国，其题中应有之义必然包括：建立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培育更强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建立健全法制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居民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等等。

　　从空间上看，国民收入的“倍增”应是均衡的倍增，“倍增”计划中的收入应是均衡的可支配收入。根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观点，要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必须增加国民收入，同时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在效率原则下均等固然不可能实现，但均等化过程将必然裨益于居民收入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我国现阶段，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可拓展空间考虑，尤其应注重缓除产业、行业和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其中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意义非凡，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被寄予厚望；应对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调控，并建立常态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通过“提低控高”提高中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水平；而贫困落后地区的区域性开发，同样是“倍增计划”最具可能性的路径之一。

　　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能路径是：首先，制定“倍增”的总体和阶段性目标，以及实施路线；其次，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新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有效提升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等收入，并佐以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最终显著而普遍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此进程中，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利益协调。毋庸置疑，这必有赖于企业提升效率和效益，有赖于政府科学合理协调财富分配并进行医疗、住房、教育及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同时也有赖于居民及其社会组织收入谈判能力的提高。

　　政府可能会担心财政收入因此减少。事实上，国民收入增长乃是一种高效的“经济价值发生机制”，同时也必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源泉。仍以日本为例，“倍增计划”结束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11.5％，远超计划目标。还有一种担心是，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日本在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也出现了通胀。理论上看，在一个收入预期相对稳定的市场中，产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不会出现剧烈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我国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于低廉，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相当部分充当了企业利润；若能依市场力量实现工资收入增长并实现稳定的预期，通胀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

　　“收入倍增”意义重大。民富才能国强，通过民富实现国强，这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思维理络。质言之，在今日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境下，努力达成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机提升国家竞争实力，增强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北京财经媒体编辑）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