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3000企业上马CDM 联合国审批成最大变数

　　“CDM项目一举三得，同时带来政治、社会与经济效益，所以我们积极推进。”3月8日，一位了解国家电网与世行合作的电网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知情人士，如是对本报记者评论包括国家电网积极介入CDM项目的动力。

　　SGS中港区环境服务部副总监薛建博士在3月9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进一步表示，中国的CDM项目业主绝大部分均为国企与央企背景，私营资本的介入比例很小。作为在中国核证了80％以上CER（核证减排量）之全球最大的第三方监测与认证机构，SGS（SGSN.VX）的数据表明央企确实在低碳经济特别是CDM项目上充当了中国经济体系的领头羊。

　　“然而，一个企业在CDM上的作为与其应对其后变化的努力是两回事，”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经理杨爱伦说，“CDM只是很小的一块，而且由于CDM本身能为企业带来盈利，因此有关企业是否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整合到自身的战略中，并不能由CDM项目透露出来。”他认为，央企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把握程度，要求央企不能在迎接低碳经济的挑战面前仅满足于发展能赚钱的CDM项目。

　　利益驱动：

　　众企业对CDM项目趋之若鹜

　　“根据我的了解，目前国内有3000多家大小企业在跟合作方商谈CDM项目。”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在政治上，CDM项目能为中国实现减排目标出力；在社会效益上，能切实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在经济上，业主方也能通过寻找合适的合作方，获得资金支持，并在项目得到CER签发后获得直接经济收益，这解释了诸多央企为何对CDM项目趋之若鹜。

　　央企当前对CDM项目的大规模介入，其实已经历了数年的筹备和发展。以国家电网为例，其在2008年8月与世行接触前，便在2006年与法国电力公司（EDF）签署过CDM项目合作书。“当时我们没有CDM项目的经验，而EDF在这方面经验丰富。”该人士解释说，当初的这一CDM合作，并没有形成体系，是国家电网的CDM试水。

　　在获得必要的经验后，国家电网瞄上了世行。该人士表示：“其实世行一直以CDM项目为载体，跟各国政府接触，以资金资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但有太多国家与企业希望与世行合作了——世行在此方面的成熟经验和规范流程备受各国推崇，因此世行将自己的合作标准也订得非常高。”

　　国家电网选择了仅仅有联合国公布的CDM方法论，却在此前并无成功案例的电网CDM项目来跟世行谈判。因为该项目能减少六氟化硫的排放量，而六氟化硫造成的温室效益是二氧化碳的2.39万倍，因此每减排一吨六氟化硫，就相当于减少2.39万吨二氧化碳，随之而来的CER的可观数目。

　　“我们为此跟世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和接触，世行对我们准备的材料审核得非常细致。”该人士举例称，若该CDM项目在方案中要求更换一个变压器，世行也会细致询问该变压器是否已经到了使用年限，“若属于正常的更换，而非技术升级的必须，世行坚决不会出钱，他们的考察就是如此严格”。

　　在经过反复的修改和项目答辩后，世行在今年1月终于派出代表，到中国实地考察国家电网该CDM项目的情况。国家电网亦为此在今年初打包了包括技术改造、变压器更换等在内的6个小项目，成立了该CDM项目的大项目组，以整合资源。

　　“目前该CDM项目组正由国家电网全力推进，进展良好。”该知情人士说，下一步，国家电网将探讨量化智能电网带来的减排量。

　　审批变数：或将为

　　CDM业主方带来额外要求

　　电网CDM项目正是央企们大力发展的两大类型CDM项目之一。薛建表示，数年来中国的CDM项目主要包括风电与小水电等新能源项目，以及HFC与氧化亚氮等化工项目。

　　“由于风电与小水电均需要并网，而且资源均掌握在以国企为主的发电企业手上，如龙源电力等。”薛建指出，风电与小水电CDM在中国得到联合国签发的项目数量，占比超过了70％。然而，由于风电与小水电项目实质上削减了来自火电的碳排放，因此可以产出的CER不会大幅增长；化工项目却是另一回事，随着化工产能的提升，减排设备能产生不断增长的CER。因此以CER数量计，化工类CDM项目占主导地位。

　　杨爱伦对此表示，考虑到中国政府规定外资控股的项目不能在中国申请CDM资质，因此本土和外国的私人资本介入自然受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有资本主导中国CDM的面貌。“而且中国的碳排放大户就是央企，他们理应承担节能减排的重任。”

　　薛建认为，担此重任的央企和国有资本在CDM项目上的建设和通过审定核准流程的效率“还可以”。“因为风电、小水电的技术问题相对较成熟。”尽管如此，对于在CDM项目上雄心勃勃的一众央企，来自联合国层面不断变化的要求却正在变得明显。“以往通过CDM项目的审定大概需时一年半到两年，而核准则需要两到三个月，而现在核准过程已经延长至五个月。”有了解联合国流程的知情人士透露，在2月举行的联合国EB会议上，方讨论到2009年12月的CDM项目核准问题。

　　该人士续称：“一方面联合国的确面临很多审批压力，他们的人力资源储备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直接影响联合国的决策过程，令审批被有意放慢。”此外，尽管联合国公布了详细的方法论，为CDM提供了操作指引，但由于EB的历史短暂，委员们偶然会产生修改现有方法论的想法，“这些偶发的事件，将为CDM业主方带来额外的沟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