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国高房价诟病 北大教授谏言住房改革

　　中国高房价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切的焦点。从去年底以来，管理层已发出明确的房市调控信号，并陆续推出包括打击囤地、差别信贷等一系列措施。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更是强调说“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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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距离温总理这番讲话不足十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北京就被央企捧出了三家地王。这似乎更印证了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记者会上所表示的：“未来20年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

　　文/李武

　　地王凶猛。

　　2010年3月15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北京在土地交易中心连续捧出三家央企地王。一天之内成交土地6块，总金额143.5亿，单价地王被两次刷新，2009年底大龙地产50.5亿元创下的总价地王也被中信以52.4亿元的新纪录打破。

　　这距离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表态“本届政府有决心在任期内使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不足十日。

　　高房价问题为何多年难解？中国地产诟病背后隐藏了怎样的问题？如何才能有效的解决？搜狐财经深度对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请他剖析高房价背后的顽疾，并力图寻求解决之道。

　　探求中国住房模式

　　搜狐财经：有一种说法是房价涨跌关键看中国的住房制度，您怎么看？

　　李庆云：我和很多人的看法是不完全一样的。对住房的研究是从2007年开始，当时是上一次房价高涨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在07年6月份左右的常务会，当时就是谈论基本住房制度，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住房制度。因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它一定是能够解释中国住房发展状况的。

　　当时国际上一共有两种模式可供借鉴，一种是美国模式，政府帮一把的市场化；一种就像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这样的，政府保障性公租房，我把它叫做政府加市场，像香港50%的人住公屋。

　　决定一个国家采取什么住房模式、基本住房制度，主要是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要考虑收入，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第三个就是土地资源的宽裕程度。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人口的流动性，像美国的租房比例很高，因为人口流动性很大。还可以讲人们的消费偏好、储蓄偏好，像美国人消费很高，中国人消费低。这些因素很多，但是我们主要列出三个，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收入水平和差距，第三个是土地资源。

　　美国当时经济高度发达，这个不用说。从收入来说，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并且收入差距相对还较小，而且美国的土地资源很丰富，当然美国的住房存量很大。如果中国再过几十年的话，讲一个笑话，像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的房子了，再过几十年我们都走了，我儿子他们都走了的时候，我孙子到时候可能继承好几套房子。到那时候社会就不一样了，社会存量会变得很大。

　　现在中国刚刚开始住房商品化、住房改革，才十几年的时间。整个社会住房存量很小，所以都要靠新建的房子来供给。像美国，真的是绝大多数人买得起房。就是美国最穷的人，就是在饭馆刷碗，一个月也能刷两千美元，两个人就是四千美元，美国人的消费习惯也跟中国人不同，所以他用市场化政府帮一把，美国会建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房子。这是一种模式。

　　第二种就是香港、新加坡这种模式。我们看看香港和新加坡，它是新兴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也较高，人均收入也较高，大概人均3万多，但是收入差距较大。有的是富豪，大学生毕业一个月就挣一万多港币，房子动辄都是一百多万港币。

　　当然香港的住房存量比美国要多，比大陆要多，它毕竟那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所以它那么高的房价之下，当然是很多人买不起房，这时候只能够政府起保障性作用，所以香港50%人住公屋。新加坡可能更高，有的说70%，有的说80%。我们把它这种模式，叫做政府加市场，就是因为很多人买不起房，美国绝大多数买得起，香港大部分买不起。

　　大陆现在整个经济在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间，这个阶段还很长。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差不多是世界第一，但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低，并且收入差距相当大。在现在高房价下，可以说是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我们再看看中国住房改革，说什么中国人就是爱买房子，这有它对的一面，也有片面的一面。像中国人在解放以后，人们根本就没有房子所有的概念。

　　像我们，不要说文化革命以前了，就是80年代都没想到会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观念，就是因为中国的房改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一下子把房子都卖掉的，马上觉得人人都要有房子，这个概念才有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讲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人均的收入和收入差距，土地的资源丰裕。香港的土地当然是非常紧缺的，大陆可以说并不丰裕，人多地少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比香港、比新加坡当然要好的多，但是和美国比差太多了。所以这几个因素就决定中国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