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
主持人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十一届年会明天上午正式开始，作为惯例，我们今天上午举行学术峰会，下午举行企业峰会。同时也是为明天上午的会议热身。首先我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诸位出席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上午的学术峰会分为三个单元，我们这个单元讨论国际形势。第二个单元讨论中国的国内形势。第三个单元讨论全球的结构改革。我们这个单元讨论国际经济形势，一年前这个会议上，我们讨论国际金融危机来了对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这场危机是不是已经去了，我们以什么方式、多长的时间能够走出这场危机。对今天的讨论，会议主办方出了一个题目叫“2010-2012世界经济展望：稳定增长还是双谷衰退”。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迷茫，有一些矛盾，有些不同的看法，本来我今天早上主持会，我想说，阳光灿烂、春光明媚，早春三月嘛，但是今天早晨起来一看，黄尘滚滚。明天会怎么样呢？后天会怎么样呢？春天肯定还是要到来的。我估计再过几天一定会有春光明媚，但是很可能马上就是热浪滚滚，直接进入夏天了。
我们第一单元一共有六位嘉宾，我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是OECD秘书长古利亚先生；第二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先生；第三位是德勤跨境投资中心主席、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伯特·金米特先生；第四位是北京大学附校长海闻先生；第五位摩根史丹利（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先生；第六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先生。
第一单元一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请几位嘉宾每人作五分钟发表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请古利亚先生演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能够回到北京，回到这个论坛，我首先说几句代表OECD的观点以及对于世界经济前景的看法，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需要应对的挑战。世界应该说从最深的危机当中慢慢走出来，经济正在进行复苏，总的来说，我们的数字已经不再是红色了，但是，在短期内，应该说也不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可以发现，很多亚洲，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有非常好的表现，尤其是中国经济充满着活力，而且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说在全球应对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危机有很重要的一些影响，首先它在二战之后导致了最大规模的失业，OECD在去年12月的时候统计出了一个将近9%的失业率，应该说这是非常高的，这就意味着在OECD的这些区域，在两年当中有1700万的失业。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次危机对于OECD地区的潜在的生产或者产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产出下降了3%。同时，也是由于资金流动的减少所导致的。
第三，危机严重损害了整个金融系统，今年以及包括明年2011年，OECD所有国家当中共同债务的规模将会占到这些国家GDP的100%，也就是说债务和GDP的比例将是1：1。这三个影响是我想提的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同时，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我们现在有10%左右的失业率，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总是我们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个现象。
现在我们看到增长已经实现了正增长，当然，我们还看到，挑战依然存在。我们所要避免的主要的风险就是一些现在的所谓的失业可能会变成长期性的失业。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地对于我们这些劳动力市场给予足够的支持，来避免这些现在失业、短期失业的人变成长期失业的人口。
第二，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支持，尤其是产业的整合是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必须对这些产能进行整合，但与此同时，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调整，现在我们要求各个政府不要尽快地退出、及早退出我们这些刺激措施。
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的是这种财政调整或者整合的过程，可能会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将我们过去两年当中的损失进行慢慢地弹拨，因此在政府财政方面我们依然会在很长时间内面临很大的整合困难。
另外一点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可能会缺钱，或者花了很多的钱，为了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使经济走向正轨，他们资源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或者用了很多，所以多边的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方面，在经济政策上的微调和合作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的情况可能是不同的，在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经济体当中，他们的经济对于全球的经济恢复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说其它的区域不恢复的话，仅靠亚洲或者经济新兴体的推动是不够的。
同时，我们要面对全球失衡的状态。所谓的失衡，的确也是由于危机所导致的，现在我们经济正处在复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再次发现这些经济失衡的问题显现，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失衡的加剧。全球的这种失衡是存在的，而我们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又意味着我们必须和睦相处，也就是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境地，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共同和我们一道面临或者应对这些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下面我想就国内外最近一段时间高度关注的中国的民工短缺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谈几点看法。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年初，由于出口滑坡，中国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返回他们的家乡。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岗位。去年整个中国的农民工的就业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全年增加了436万人，民工规模达到了2.3亿人，其中外出就业的农民工达到了1.45亿人。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数量大幅度增加。去年中国的沿海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了880万人，而中部地区增加了617万人，西部地区增加了775万人。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就说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在加快地追赶沿海地区。
招工难可以说在沿海地区去年下半年就出现了，我们曾经在沿海做过大量的调查，基本上是从夏季开始，就业的增长非常明显，第三季度在广东等一些地区出现招工难，可以说，现在在沿海地区招工难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当然还不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招工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的就业技能缺乏，有一些岗位，但是农民工干不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劳动条件比较差。
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农民工的工资出现大幅度的下降。2009年从全年来看，呈现一个恢复性的增长，农民工的工资一个月平均是1417块钱，增长了5.7%。更值得关注的是，沿海地区的工资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迅速缩小，现在这个差距只有5%，沿海民工的工资水平只比内地高5%。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量的农民工选择是在中西部就业，而不到沿海去就业。这是工资的一个差距情况。
在民工短缺的背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熟练工人全面短缺，30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80%都已经转入到非农业部门就业，我记得2006年DRC曾经在全国对2749个村庄做过一个调查，74% 的村庄认为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已经出去了，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一亿多人，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对待遇的要求和老一代农民工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招工难会常态化。因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2016和2017年就会达到一个高峰，现在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中国现在的情况和80年代日本的情况非常类似，我去日本访问，日本的朋友告诉我，80年代日本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企业不得不把一部分的业务转移到农村腹地，吸引这些中年人就业。
招工难也会加快中国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用工短缺的背后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沿海的制造业升级，另外一个是沿海的制造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虽然中国沿海的工资水平比东南亚已经高了，但是由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所以制造业在中国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仍然可以保持竞争力。
最后我想讲的一点，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是大势所趋，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农业转移人口，但是，他们没有融入城镇，我们的政策，80年代是允许农民离土，90年代是允许农民离乡，新世纪我们的政策是允许农民在城市定居。无疑，中国的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内需，从这一点来讲，我想中国的经济如果把庞大的内需释放出来，中国可以避免我们的经济出现二次探底。谢谢大家。
德勤跨境投资中心主席;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伯特·金米特: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感谢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包括CDRF，感谢你们主办今天的论坛，因为这是一个学术的峰会，所以，我想一开始先回答一下刚才提的问题。我认为，2010到2012年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缓慢的复苏，在亚洲可能增长会快一点，美国会相对慢一点，欧洲更慢一些。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也会更多地参与商业当中，在这个互动之中，还涉及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决策，包括金融和治理方面的决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开这个论坛讨论这三个问题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复苏的动力或者说它的强劲程度取决于我们的治理能力以及包括我们如何抵御保护主义，也涉及到我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如何更好地合作。政府在G20的框架之下，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的在座的国家，非常积极地在G20的框架之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方面，在2009年、2008年华盛顿以及包括在匹兹堡11月的峰会都讨论了解决全球失衡，当然全球失衡是危机的一个原因，仍然还没有消散，这些成员国都已经讨论过了这些问题。
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危机之前是达到了美国GDP的2%，危机之后达到了美国GDP的10%，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赤字的问题，很多人认为2011年之后美国的增长率可能只能退回到2%，而不是之前的3%，如果美国的增长率只有2%的话，就不能创造足够的我们所期待的就业。
在欧洲，同样有这样的财政压力，它的债务可能会占到GDP的12%，可能2011年之后还会继续增长。20国集团实际上也在危机走出的过程当中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管是投资的还是贸易的保护主义。
我想说开放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的创造非常重要。有550万的美国人为外国公司工作，同时这些外国公司占到了10%的资本支出，15%的研发支出，有20%的出口，同时50%的工人都是来自于制造业的产业工人，而美国制造业只在不到15%的比例，这些外国人在美国创造了很好的就业机会。同样这些在中国也是适用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过去20多年以后，最近的一个变化，就是现在直投、私募投资、股权投资不断增长，和相对正常的投资来讲最近发展比较快。
对于所有的那些在中国安家落户、扩张的企业来说，他们在产品收购、在就业创造以及融资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贡献。中国欢迎这样的一种投资，也给中国带来很多的收益，包括中国自己的国有企业也正在走出去的战略。
主席先生，实际上在很早之前，我参加了中国发展论坛，过去了10年之后，我看到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期待着更多的变化，我期待着更多的和各位进行深入的交流。谢谢。
刘世锦:下面请海闻先生发言。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这一部分的题目是2010-2012世界经济展望：稳定增长还是双谷衰退？我想谈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双谷衰退的不可能性。第二方面，稳定增长的挑战。
首先，我认为为什么双谷衰退的不可能，有三点：第一，目前的复苏比较正常，我们从2009年以来的数据来看，GDP的增长，OECD国家大概2%（平均），非OECD国家大概平均6%，工业产值现在大部分国家世界平均增长6%，另外，通货膨胀率现在也不是很高，大概平均2%，从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来看，应该讲，既不太弱也不太强。不弱，就说明它不会下跌，不强说明通货膨胀现在并不是一个威胁。所以，政府也没有必要采取过分的打击通货膨胀的政策，从而让经济出现整个政策的扭转。
第二，经济复苏比较稳定。实际上美国是在2008年底，第四季度是它的谷底，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2009年第一季度是最低的，此后经济逐渐恢复，所以，我们离开谷底已经有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应该讲，这个复苏还是比较稳定的。
第三，双谷衰退的不可能性就是时代不同了。在历史上从1854年以来，美国有33次经济衰退，其中出现所谓双谷衰退的有三次，两次都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也就是说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后出现过的所谓双谷衰退只有一次，是在1980年。当然了，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使得政府在干预经济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1980年出现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当时主要是滞胀，为了衰退以后出现通货膨胀，当时为了对付通货膨胀，美联储就急于对付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后把利率提高了很高，当时有些国家有20%的利率，这个情况下，使得刚刚复苏的经济又进一步跌入谷底，这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在现代经济当中的一次双谷衰退，目前各国政府，基本上尤其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对整个经济情况的关注还是非常敏感和密切的。
另一方面，稳定增长并不是一帆风顺。我的观点比较乐观，我排除所谓双谷衰退的可能性，但是稳定增长也存在着挑战，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危机期间，大家都比较同舟共济，但是，当危机过去以后，很多潜在的问题又开始出现，特别是中美之间，目前贸易摩擦，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已经开始影响到两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相对变化以后，现在对有一些国家可能对这个相对变化有一个适应过程，不能很好地适应，不光是经济上，包括政治和社会方面如何对危机以后的国际格局的变化的一个适应过程，有可能带来一定的贸易摩擦，从而使我们的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一定的挑战。
第二，各个国家对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政策。中国现在的确已经有一些迹象，比如房地产还有其他方面的通货膨胀，怎么对付这个通货膨胀，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或者很强烈的政策，还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政策，这个取决于政府执行政策的技能。
第三，对于降低失业的措施。目前为止，大家担心失业率的问题还是比较高，无论是美国，无论是欧洲，无论是中国，中国其实还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农民工失业的问题，一方面是在沿海地区，可能有招工难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还有大量的（从长期来看）吸收劳动力的问题，怎么样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基本结论就是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比较关注、比较谨慎的话，总的来讲，未来三年经济应该是稳定增长，应该是有惊无险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世锦:下面请史蒂芬·罗奇先生。
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发展研究论坛，11年之前，我也第一次参加了论坛，我也感谢我们的组织方能够把我持续地包括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论坛当中。
看看这个问题，是缓慢增长还是双谷衰退？这样一个缓慢或者疲弱的恢复可能也是双谷衰退的一个呼吸的空间、喘息的空间，实际上刚才我同事说到，可能双谷的衰退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预测者，他们都会说，什么都有可能。在过去几年，我们也得到了这样一个经验，也就是说不可能的事也许发生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实际上现在的复苏和过去的那种强劲的复苏相比，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缓冲。如果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冲击发生的话，可能会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产生这种很大的影响的话，会对全球经济体产生衰退的严重影响。当然了，我想复苏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道路。我也怀疑，现在全球的经济已经走出了由库存的增加而引起的短暂的复苏。未来三年，我们预见主要经济体的复苏速度大概有3%的平均速度，这样听上去还不错，它可能和在二战之后的缓慢的增长相比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冲击的问题，冲击是不能预测的。我们对它很担心，大家也谈到了几个潜在的冲击是什么。之前的演讲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比如是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我觉得最近的事态也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以我看来，在危机之后的政府在货币和财政方面比较糟糕的退出政策也可能是冲击。不管是央行还是财政部门，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如何解决他们现在特殊的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
谈到缓冲，尤其是中央银行的这些领导者，在我个人认为，可能在过去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决定，造成了次贷危机的源头。如果说，全球未来三年的复苏大概是3%的水平能够维持的话，是正确的话，考虑到贸易摩擦和管理失当的财政政策，成为真正的冲击的话，而不是我们恐惧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双谷衰退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了。如果出现这些冲击的话，就会有40%的未来两到三年双谷衰退的可能。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需要一个很深刻的结论，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的经济重新平衡的问题，中国经济如何变得更加平衡，把投资、出口的重要性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而且仍然缺少来自中国消费者的支持。除非中国的消费者能够变得更加强劲，可能中国就会受到更多的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在贸易摩擦或者是退出政策方面，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管理好他们。因此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如何进一步地推进自己的平衡这样一个工作，然后让中国尽快复苏。谢谢。
主持人刘世锦:谢谢罗奇先生。下面请李稻葵先生发言。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第二次来到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参加学术高层峰会。这是我第二次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论金融危机发展的下一阶段，当时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想当时的观点还是有很多的交锋，一年之后，我们重新来讨论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想，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唯一的抱怨就是只有5分钟时间，搞得我们很紧张。5分钟时间怎么讲观点，我只抓紧时间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我看来，未来一到两年，世界经济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滑。三个原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私人部门的信用的危机，是由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带来的危机的话，现在金融危机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我指的是广义金融危机，这个广义金融危机的新阶段是什么呢？是全面的发达国家的国家信用的下降，以及局部的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的危机。这么一个危机在当前世界新的经济格局下应该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了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像中国、印度、巴西、智利这样的国家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而且未来几年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好的。这一点给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
第二个理由，也许是更直接、更重要的理由，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不管他们怎么讲，不管他们怎么宣称，事实上正在放松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带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的时期，只不过是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很多市场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更新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的时代来临。当大家还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会提高，大家会沉浸在货币的假象中，这一点和80年代双重下降的机制完全相反，那个时候美国的美联储正在调通胀预期，从高往低调，现在从低处往上走，因此这样一个改变，一定会带来整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的支撑。这一点我完全同意IMF的首席经济学家的一个说法，他说发达国家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的通胀容忍度，从2%上到4%。我唯一一个不同的一点就是不应该说，说了就没有意思了，最好只做不说，效果更好。
第三个理由，尽管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在下降，他们的财务水平在上升，但是必须看到，今天的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批手中持有大量主权财富的国家，他们基本上是相信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讲还包括韩国，这一批国家是愿意和发达国家合作的，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财富继续投资于对方国家的主权债务中去的，这也形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的重要支撑。
这是第一个观点，世界经济作未来两三年，在我看来不大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的现象。这个新的格局，如果说新，这个新的格局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增长的主力，不出五年，发展中国家今天占世界经济40%的比重很可能翻过来变成50%以上，发达国家变成下降为50%以下。
第二个观点，中国在这么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如果有什么贡献的话，中国贡献何在呢？在我看来中国的贡献将会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在聚精会神地下了很大的功夫，一心一意地正在做的事情，外界可能还不太了解。
第一件事情，我们常说的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外界而言，最简单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内需的提升。而内需提升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城市化，不仅是水平提高，而且是它的深度在提高，在加深，不仅要把居民引到城市中来，而且要给他们合法的地位，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二是消费的升级。消费的升级以汽车为代表的，为表象的消费升级的进程已经加快了。三是产能绿化，我称之为绿色产能革命，只要每年淘汰出5%的黑色产能，将会提升我们的内需。这三件事情对世界经济平衡的贡献的潜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旦中国经济从外需发展型的，依赖外需型的转向内部发展的话，这对全世界各种产品、各种服务的需求都会上升。这是第一个中国正在干的事情，事实上去年开始已经做了。
第二件事情，基于中国自身需要的绿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今天在这个场合谈这个事不需要我花很多的口舌，外面的天气就告诉我们，我们再这么干下去的话就不行了。出于中国自身的需要必须要减，必须要更加关注环境，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关注可持续性。一旦这个事情做成的话，它的意义也是巨大的，因为不仅我们自己对未来能源的需求，二氧化碳排放都会下降，而且对未来的我称之为穷哥们——非洲国家也会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第二次来到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参加学术高层峰会。这是我第二次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论金融危机发展的下一阶段，当时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想当时的观点还是有很多的交锋，一年之后，我们重新来讨论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想，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唯一的抱怨就是只有5分钟时间，搞得我们很紧张。5分钟时间怎么讲观点，我只抓紧时间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我看来，未来一到两年，世界经济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滑。三个原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私人部门的信用的危机，是由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带来的危机的话，现在金融危机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我指的是广义金融危机，这个广义金融危机的新阶段是什么呢？是全面的发达国家的国家信用的下降，以及局部的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的危机。这么一个危机在当前世界新的经济格局下应该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了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像中国、印度、巴西、智利这样的国家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而且未来几年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好的。这一点给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
这是第一个观点，世界经济作未来两三年，在我看来不大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的现象。这个新的格局，如果说新，这个新的格局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增长的主力，不出五年，发展中国家今天占世界经济40%的比重很可能翻过来变成50%以上，发达国家变成下降为50%以下。
第二个观点，中国在这么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如果有什么贡献的话，中国贡献何在呢？在我看来中国的贡献将会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在聚精会神地下了很大的功夫，一心一意地正在做的事情，外界可能还不太了解。
第一件事情，我们常说的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外界而言，最简单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内需的提升。而内需提升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城市化，不仅是水平提高，而且是它的深度在提高，在加深，不仅要把居民引到城市中来，而且要给他们合法的地位，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二是消费的升级。消费的升级以汽车为代表的，为表象的消费升级的进程已经加快了。三是产能绿化，我称之为绿色产能革命，只要每年淘汰出5%的黑色产能，将会提升我们的内需。这三件事情对世界经济平衡的贡献的潜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旦中国经济从外需发展型的，依赖外需型的转向内部发展的话，这对全世界各种产品、各种服务的需求都会上升。这是第一个中国正在干的事情，事实上去年开始已经做了。
第二件事情，基于中国自身需要的绿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今天在这个场合谈这个事不需要我花很多的口舌，外面的天气就告诉我们，我们再这么干下去的话就不行了。出于中国自身的需要必须要减，必须要更加关注环境，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关注可持续性。一旦这个事情做成的话，它的意义也是巨大的，因为不仅我们自己对未来能源的需求，二氧化碳排放都会下降，而且对未来的我称之为穷哥们——非洲国家也会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第三件事情，非常谨慎的负责任的管理好我们的主权财富。刚刚我提到了，总体上讲，中国的政府是非常关注主权财富的安全度，最不希望出现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和发达国家目前出现的局部的主权财富的危机，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情况能够稳定下来，在我看来，除非发生特别的情况，绝对不会出现重大的、迅速的投资方向的改变。这一点也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帮助和贡献。
最后我想利用一点宝贵的时间谈一点外汇汇率的问题。这个问题最近炒得非常热闹，我想通过我们国外的朋友，也通过我们的一些境外记者，跟我们的外国政治家们、国会议员们讲一两句话，我在美国生活了15年，对于美国国会议员应该说非常了解，非常敬佩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那是一张一张选票选上来的，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当国会议员。
但是我提醒他们，现在是3月底，11月的第二个星期，大选的日子不远了，八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干点实事，不要把精力放在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人民币汇率这个事，中国自己非常清楚应该怎么做，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什么成功，在我总结来看，我们做了30年非常谦虚的、非常好的学生，IMF的同事们告诉我，世界银行的同事们告诉我，都是一句话，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学者们是最好的经济学的学生。
在座的各位，请你们来，有很多是十年了，为什么请你们来，主要是向你们学习，在汇率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从长远来看必须调整，增加它的弹性，增加灵活度，但是短期如果迅速调整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的近邻日本不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吗？迅速调整之后，一年半之后，日本人继续出现贸易顺差，而且搞了20多年的贸易顺差从来没有改变。
所以，我想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多花点时间解决好国内自己的事情，办点实事，比如医疗的事情搞好一点，赶紧通过医疗的法案，不要30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个民生的问题很大，再比如把效益办好一点，把中小学教育办好，再不办好的话，印度人的英语比美国人要好了，德国人的数学比你们要好了，你们搞什么制造业呢？再比如花点精力解决好安全枪支的使用问题，再也不要出现美国的教授评不上终身教职，拿着枪枪毙自己的系主任这样的丑闻了，我希望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抓紧时间办点实事，注重你们的民生，而不要花时间用在所谓人民币汇率的花哨问题上来。
主持人刘世锦: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请大家提问。
现场提问:我觉得李教授最后说的问题非常重要，现在双方的情绪化的东西是不解决问题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是能够坐下来，能够充分地讨论，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刚才几位美国朋友说得非常清楚，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复苏，而复苏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就业，各个国家的就业，创造就业。现在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方案，就是中国增加进口，进口的是美国制造，进口的是法国制造、德国制造、欧洲制造，这个时候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帮助美国、欧洲创造就业机会。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认为这个东西是可操作的，这个东西是解决现在的问题和经济复苏的问题的一个非常可操作的建议，这样不至于在人民币汇率上做一些无谓的文章，这是不是一个可行性的方案。请各位给予一些评价。
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中国不能在美国创造就业。而且美国至少在华盛顿的这些政客，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是一个多边的贸易问题，而不是双边的和中国特有的问题。我们都在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现在很低，政府私人和企业的储蓄都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只有我们国民收入负的3%的贡献率，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这种负的贡献率。如果要促进就业的话，必须要减少你的贸易赤字，和多个国家减少你的贸易赤字。
至少美国和90个国家有这样的贸易赤字，最大的是和中国，主要的原因是有很多的美国消费者很喜欢中国这种物美价廉的产品，还有很多的美国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所以这方面，大家还是要仔细留意的。如果中国贸易赤字转移到其他国家，实际上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就业率并不一定会上升。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需要来考察。
美国这些政客找人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或者指责别人非常方便，特别是找中国来背这个黑锅，但是，大家对下一步政策的走向还是非常难。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美国的选民也不傻，美国选民知道最重要的是就业。而且很多产业是有竞争力的。我在密歇根这个州工作了7年，家具制造是不错的，家具制造是重要的产业，还有食品，密歇根也很厉害，当中国经济的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当中国消费者消费升级以后，自然会对美国的消费产品产生需求。
比如美国密歇根生产的办公家具，质量非常好，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家具业都生产不了那么好的产品，价格很高，如果双方能够协商，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来促进这种贸易的话，对美国的就业，对美国的蓝领阶层应该说也是福音，我相信问题不在于汇率，问题也不能完全怪就美国的政治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国会议员旧的认识可能需要改变。他应该知道，美国的选民也在改变，美国的选民也不傻，他们是非常实际，非常聪明的。谢谢。
现场提问:我是日本的代表。非常感谢今天你作的这个讲话。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经济或者说全球的一个经济引擎，而且中国也正在更多地关注自己内需的促进或者说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能够转为内需，促进了这种经济模式。另外，也使中国的经济更加具有环保性。在货币这个问题上，我们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个现象在过去30年前曾经发生过，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实际上当时日元的汇率是130日元兑一美元，现在大概是90日元兑一美元，一美元差不多在30年前是七点多人民币，现在只有六点多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实际上是升值了在过去的30年中。而日元则是升值了。所以，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对于全球的制造业来说是会有帮助的，对于出口行业，对于那些在中国有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来说，他们也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有助于我们应对全球通胀压力。
中国目前是一个出口型的经济，它面临的挑战是要来抑制食品、能源这方面价格的过快增长，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人们一直在呼吁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并不会帮助中国经济复苏，可能会有一个平衡点，有一些的升值可能对中国来说是有益的，合理范围的升值是有益的。我想作这样一个陈述，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有评述的话，也请您提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我想中国的学者们，中国的领导在我的观察看来，绝大部分的人都认识到了人民币的汇率需要弹性，这个事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改革，如果是一次性的巨幅的升值，像美国朋友们要求那样子的，这个效果是非常不好的，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的消费者也不利，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刚讲过了，所有的学生，再好的学生也有自尊心，如果一次性地迅速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升值的话，如果效果不好的话，继续出现顺差的话，怎么样呢？还会来第二遍、第三遍吗？
所以，这么一个动态的博弈的过程，这么一个前景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相信，从本质上讲，你讲的道理都同意，没有人反对，中国的学者，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以什么形式，以什么机制，是谁主导这个过程，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非常不幸的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化的博弈了，已经变成了一种自尊心的博弈了。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就很难办了。谢谢。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刚才那位朋友讲，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人民币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一个美元等于二点几或者三点几人民币的时候，后来在1994年它就和市场并轨。可能说，当时是和市场并轨，更多的是实现了市场汇率，所以我觉得不能和30年前比。
现场提问:我来自摩根的。听了大家的发言非常喜欢，我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也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当时被警告整个情况并不是很可持续，在消费方面有过分的或者过度的杠杆，也有企业运营和金融机构有过度的杠杆化，同时我们也被告知，这么高的杠杆率，一定会带来问题，事实上，这个杠杆率最后达到了或者到了最后的终点，所有的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公司和消费者都要去杠杆化，这有就带来了我们的危机。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呢？政府决定要通过巨大的负债的创造，以及巨大的杠杆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质。事实上私营部门的这种不可持续的杠杆化却被公共部门不可持续的杠杆化代替了，因此我们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说这种过度的公共的杠杆化就一定比私营部门的过度的杠杆化好吗？我想它的回答可能是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或者说两个杠杆化都是不好的。我想，公共部门现在必须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可信的减少政府赤字的办法，不然的话，这种爆发种过度的杠杆化也会在我们面前爆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事实上当时就跟我们说了这个过度杠杆化的问题，当时他提这个问题是警告我们，我觉得他是对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这么说。说到公共的赤字问题，包括公共的杠杆化问题，我觉得除了政府以外，没有别的人能够使世界摆脱经济危机，所以，政府也只能这么做。银行系统、消费者、储户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另外，希腊政府的问题并不是由于这次危机所导致的，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问题，另外，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以及包括全球金融机构当中，他们其实又一次没有抓到这个问题的要害。也就是说，在尽管方面的一个失职，以及包括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职，以及包括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导致了这样的危机。现在在希腊，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一个非常严重的监管的失职，正如欧洲人所说的，我们现在不能够救希腊，但同时希腊不要找IMF寻求帮助，其实希腊的问题并不是由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的，而是有很长的过程日积月累形成的，因此可能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政府必须作为一个监管者来进行帮助。
现在，其实政府又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也就是说支出者的决策，来拯救这个世界的经济。也许今天或者明天，他们必须要给出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该如何回到市场。基于市场的现实情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现在是由私人的杠杆转到了公共部门的杠杆，事实上在我的发言中，我本来想用这句话的，在我看来，公共杠杆的上升比私人杠杆率过高来得要安全一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大量的资金，比如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正常情况下，它更愿意购买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券，所以这个协调机制比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下降要来得容易。因为你的投资者数量少了，投资者更讲究长远的稳定性。所以，我是非常乐观的。谢谢。
主持人刘世锦:刚才这个讨论也谈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危机来的时候，不同的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往外走的时候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刚才已经谈到了，亚洲增长是比较强劲的，美国次之，欧洲是最差的。面临的挑战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美国，最近的增长主要是在库存化，以后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欧洲救希腊这个事，我个人感觉到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但是，刚才讲到公共财政杠杆的问题、危机这个问题，如果具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怎么处理这些公共杠杆，将来会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讲到中国的情况，新兴经济体通胀的问题、资产泡沫的问题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应该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复苏阶段，除了我们讲所谓的缓慢、曲折之外，所谓的多样性也是一个问题。有这个多样性以后，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可能难度就在增加。
第二点，这中间是不是有机会，也会有机会，因为是有差异的。最后一点，可能一个最后的任务就是都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我想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节，我们这一点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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