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企业峰会:金融业的变革与发展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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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女士们、先生们，下午的企业峰会第一单元将由中投副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主持，他原来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在在企业任职，让我们欢迎李总。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由我来主持今天下午的企业峰会第一单元。这一单元的主题是“金融业的变革与发展”。去年金融业的一个单元也是由我来主持，当时大家的情绪非常低落，因为整个金融业是一片狼藉，但是回过头来看，去年大家的悲观情绪有点过头，事实没有那么坏。

　　这一次金融危机当中，金融业当然首当其冲，金融危机使得国际金融业和金融体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金融的高杠杆运营、金融监管的不足、行业自律的缺乏、国际监管框架的缺乏等等，都得以充分的暴露。我们相信，全球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变革和调整的过程。

　　因此，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危机对金融业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从金融危机以及过去十年的金融实践当中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金融企业如何追求创新和风险控制当中取得平衡，金融业如何通过推动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今天我们还有人专门讨论一下后危机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中国交通银行行长牛锡明先生；花旗银行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兹先生；巴西伊塔乌银行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赛图贝先生；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光大银行行长郭友先生，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先生。埃文·格林伯格先生的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今天我看到他以后，我发现儿子像父亲是经常有的，这么像的我也很少见到;招商局集团董事、总裁傅育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国交通银行行长牛锡明。他原来长期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他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学士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硕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金融界的专业人士。

　　中国交通银行行长牛锡明: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次高层论坛，并给我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发言的题目是未来银行的变革为客户创造价值。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的经济还会高速发展20年，今后20年是中国财富快速积累的20年，中国的富裕人群掌握着亚太地区近三分之一的金融资产，中国的个人财富还会有一个高速的成长，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需要金融业为他们管理财富，富裕人群的壮大，是银行财富管理的基础，富裕阶层对金融产品的多方位需求为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客户群体和业务发展空间。

　　高资本消耗、高信贷投放、高风险承担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银行将由管理信贷资产为主转变为管理客户的金融资产为主。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银行最具生命力。财富管理银行的服务准则是为客户创造价值，保证客户财富的安全，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为客户的财富保值增值是财富管理银行的责任。

　　减少持有量，多做流量，做大交易，应成为财富管理银行的经营理念。物理网点加上电子银行，加上客户经理，应该成为新的经营模式。管理个人金融资产，个人金融产品的交叉销售，客户财富的收益率和银行财富管理的收益率，应该成为财富银行考核的指标。而产品创新，多种组合，财富管理池的建立，将成为财富管理银行的主要竞争工具。财富管理银行将为高端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为大众客户提供快捷的服务。

　　自2005年上市以来，交通银行就致力于打造财富管理为特色的银行，2009年更是把国际化、综合化、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社会公众持股银行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2009年交通银行的个人客户达到了4200多万户，管理的个人金融资产AUM突破了9000亿元，增长26%。其中，中高端客户的数量增长了22%，中高端客户的AUM增长了29%，销售的个人金融产品突破3000亿元，个人金融业务的手续费收入增长了41%。这些指标都高于储蓄存款的增长水平。今后交通银行将在财富管理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探索财富管理的评价考核体系，建立财富管理的专家团队，使我的财富成为个人财富管理的知名品牌，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个大背景，把交通银行做大、做强，做出专业，做出特色。谢谢各位。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第二个发言的是花旗银行董事长，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不用过多的介绍，罗兹先生长期为美国政府的多家金融机构提供国际金融政策方面的咨询，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委员会和总统经济委员会的顾问。罗兹先生还是纽约市政府董事会调研委员会的主席，北京姐妹城市项目主席。他还是大连市荣誉市民。

　　花旗银行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兹:大家好。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今天来做演讲。回顾2008年、2009年，我们看到了各国的央行和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领导角色，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让全球有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给市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和其他的一些刺激性的政策，这样让我们避免了去陷入一个更为危险的危机。实际上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它是第一个国家能够去建立并且实施一个覆盖广泛的刺激政策的国家。

　　正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主要的这种政策性的措施，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央行的这样一些动作，最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但是，现在还要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也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行为方式了。比如，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事实。他们到目前为止还占到了美国GDP的70%的样子。同时，全世界一直在依赖他们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在过去20年都是这样。

　　尽管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6天，美国在零售行业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已经不能够继续依靠他们来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了。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今天午餐会听到的，东北亚建立的经济集团这样一个可能，包括日本、中国和韩国，他们实际上把代表全球第二大、第三大，当然也取决于数据，或者第十一大、第十三大的经济体的组合。

　　展望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维持或者进一步改善国际上的政策协调和监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保护主义的一些渐进的情况，尤其是全球金融体系方面也有保护主义的倾向。我们需要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更重要的是G20这样的机制发挥作用。中国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的完全收益要实现的话必须需要一个新的全球监管的框架被建立起来。这个框架必须要能够有充分的职权行使它的职能。

　　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对于信用衍生品或者对于衍生产品的监管问题。尤其是CDS，就是信用违约互换的产品，2007年高峰的时候他们的名誉价值达到70万亿美元，在这个当中，我们必须建立它的一个估值的基础，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监管。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际性的统一的会计标准。我们要有一个全球化世界，必须要有一个监管标准方面的融合。

　　下一个问题就是G20集团的问题，关于监管的团结性的问题，在这个组织需要处理的。比如我们看到接下来在加拿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今年11月份韩国举行的20国集团的峰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指望亚洲国家提出他们独特的见地和精神，需要大家能够予以采纳。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不能够仅仅是在言语上推进就足够了，必须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推进。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或者第二大的经济体如何处理他们的关系。当然，这当中要牵涉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点，那就是在大萧条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一个经验，那个时候大国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不能够让贸易阻止各国的合作，让我们的复苏之路能够变得更加团结。

　　主持人李剑阁:下面请招商银行董事总裁傅育宁先生发言。傅育宁先生是在英国布鲁诺尔大学获得过海洋工程学博士，现在是招商银行的董事总裁，同时他出任很多公司的董事，也参加一些社会职务，比如香港总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香港港口发展局董事，香港证监会的委员。

　　招商局集团董事、总裁傅育宁: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招商局集团总裁。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发展论坛。

　　人们也许认为，中国招商局集团是一个产业集团，当然，他们会认为招商银行是一个金融机构，但是大家就会好奇为什么我会在这个金融的一部分当中进行发言。请让我澄清一下，来看看我们这个招商局集团的情况。招商局集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商业模式的实体，它既包括实体，也包括金融行业，它不仅仅是参与基础设施、交通和地产，同时，它也深度地参与了金融行业的一些建设。我们的金融资产管理总额已经超过了3500亿美元，现在金融部门的收入占到了整个招商局集团收入以及利润的50%。

　　这样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来自于我们的历史。招商局集团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产物，它是招商银行和平安集团改革的一个产物。我们现在仍然是中国招商银行最大的股东，也拥有中国招商证券的控股权的地位。我们的总部在香港。我们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间经历了两次危机，一次是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大家都经历的在美国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

　　做比较的话，人们可能很难记得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受到的冲击有多大。但是这一次可能大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都说，我们的商业投资银行的业务，实际上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表现得很好，至少比很多人一年前的预期好得多。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可能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学到了很深刻的教训。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集团进行了整体的改变，进行了一个更加平衡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盲目追求增长的速度或者规模。当然，我们的资本结构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

　　当然，我们的杠杆率也下降了很多。我们旗下的很多公司在不同的证券交易所也进行了上市，改善他们各自的公司治理。实际上去年中国的经济，都知道，超过了8%，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了。当然，它也和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过去一年，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中国招商银行也做了很好的业绩。

　　大家都知道，去年银行的信贷增长很快，去年达到了将近10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信贷总量。今天中国的监管部门以及央行已经进行了干预，也在密切地关注我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及他们的债务质量，他们的帐薄上的情况。

　　招商银行最近的增发也获得了全额的认购。但是我想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未来金融在宏观方面的变化方向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作为招商局集团来说，既参与实体经济，也参与金融行业，我们发现这个实体和金融行业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管是在专业技能、在资本结构、在文化，以及在竞争和监管方面，以及在公司治理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今天要实行这种跨界的运营，比如从实体经济向金融经济进行过渡的话很难，然后也没有这样一个渠道，把实体经济当中的风险规避或者风险管理的文化移植到金融行业之中。

　　第二点，传统观念认为金融行业是中介，它实际上是向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向它提供产品，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变化，完全倒过来了。实际上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实际的表现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资产价格的泡沫对于实体经济和社会进展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金融行业另外一方面却变得过大，不能倒。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到金融行业的泡沫问题。

　　为什么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在危机后的金融行业的转变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审慎的企业管理的文化被移植过来。同时，在风险管理方面，并没有一个神奇的良方，大家要用自己的常理去把握，就像在实体经济中进行企业管理一样。

　　当然，还有另外两个教训，从这个危机当中可以学到。第一，我坚定地相信自由市场，但是我们的监管体系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审视。第二，股东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他们必须告诉管理层，要把他们的动物本能给降低，因为现在是在公司的运营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股东不是他们的敌人，监管者也不是他们的敌人。谢谢。

　　主持人李剑阁:谢谢傅育宁的精彩发言。下面由巴西伊塔乌银行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赛图贝。他从1995年开始担任国际货币的成员，他是伊塔乌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并且是执行委员会主席，参加了许多社会性的项目，他还是伊塔乌文化研究所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拥有伊塔乌大学的硕士学位。

　　巴西伊塔乌银行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赛图贝:各位尊敬的来宾，大家下午好。首先，我想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我深感荣幸能够作为第一个巴西人站在这里进行发言，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来谈一谈我们的组织和国家。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数据表，看一看巴西在危机之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债务GDP比，比较低，属于可控的范围，只有2%，我们的政府收入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2300亿美元。我们的贸易盈余是250亿美元的样子。我们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并且组织良好的银行体系。他们在危机当中受到的影响很小。GDP的增长，去年达到了5%，现在大概是1.7万亿美元。我们估计2009年的这个增长趋势在2010年会继续，整个经济会继续沿着这个轨道前进。我们预计今年，不管是贸易盈余还是政府收入方面都会保持增长的趋势。

　　但是，我们伊塔乌银行作为巴西当地最大的银行，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决定和我们另外一个银行进行合并，这两个银行都很干净，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合并，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全业务银行，也是建立了巴西最大的私人银行，现在，我们的总资产大概有一千亿美元，有十万名员工，大概有4000多家的分支机构，95%的收入是来自于巴西或者巴西相关的业务。当我们进行合并的时候，我们也宣布，也进行国际扩张的这样一些计划。

　　再看看未来，我们有非常好的团队合作的精神和企业管理的文化，两个银行合并之后，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进一步地扩大我们的分支机构的范围。一方面会发掘巴西当地的机会，实现未来三年5%的增长。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在巴西之外扩张我们的机构，我们有很大的资本基础，但是，我们并没有在巴西以外进行银行机构管理的经验。

　　在巴西，谈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导致政府出大量的刺激的钱来进行拯救银行体系。银行还是比较安全的。在危机当中，主要是通过银行的准备金要求降低，增加银行的流动性。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要求本来是比较高的，今天的银行资本进充足率是11%，在新的监管要求方面，我们也和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要求相一致，比如，我们也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对高管的薪酬进行了相关的约束，今年我们也会继续这样一个要求和政策。对于投资银行的交易帐薄也进行了更好的监管。所以，巴西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也很好。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能够达到全球经济增长或者高于它的平均水平。

　　巴西的经济现在也同亚洲、同中国变得越来越联系紧密，我想对于巴西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于我们巴西伊塔乌银行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球金融体系扩大我们的立足之地，成为巴西顶尖的银行。谢谢。

　　主持人李剑阁: 下面请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光大银行行长郭友先生发言，他长时间在中国的央行外汇管理部门工作，也从事过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现在到企业，担任光大银行的行长。

　　中国光大银行行长郭友: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我今天想谈的题目主要是关于商业银行在后经济危机时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这次经济危机过程当中，中国的银行业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们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可能还是中国的监管当局。确实，他们在危机期间或者危机前准确地判断了经济的发展形势，采取了一系列谨慎的措施。

　　对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我想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回归银行服务的基本面。商业银行的业务本身就是传统业务和现代业务的结合，传统业务这种纯贷款的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银行回归基本面，要求我们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要实行全面的风险管理，稳健的经营理念是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的信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风险控制是一切业务发展的基础，脱离了这个基础的发展，就会容易失控。稳健经营的理念是一个简单的传统话题，但实践证明，能够长期坚持下来，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需要从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上下一致，都要达成共识，同时也要有一个坚强的监管体系，才能够保持这样一个长期的运行。银行回归基本面，还要处理好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创新是当代银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我们发展的永恒的话题。银行业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创新，也要认真地吸取以往的教训，在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强化责任的原则下开展我们的创新工作。从银行经营管理的角度，我认为商业银行需要有投资银行类的产品和业务来丰富自己的服务，丰富自己的产品，但是，不应该以投资银行的方式进行管理。

　　第二，我想谈精准定位，建立合理的运营模式。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可以预计到，也可以看到，金融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商业银行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根据本行实际情况，找准自身的定位，与自身的能力和资源相匹配，专注于客户群体，提高目标群体的服务能力，在精准定位的基础上，建立均衡发展的经营模式。实践证明，均衡发展的结构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均衡发展要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力的关系，要处理好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的关系，要处理好系差业务和中间业务均衡的关系等等。

　　中国光大银行是在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我们成立了18年的历史，到目前资产规模达到14000亿左右，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精品银行这样一个方向，近几年来，我们将市场的主要定位，定位在中端市场，同时兼顾大客户，积极拓展中小客户，近几年我们中小客户的占比逐年增长，成为客户增长的主要来源。

　　第三，把握经济发展的主脉络，积极调整结构，融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趋势，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产业振兴规划、区域经济规划，这些的实施引导着我们国家经济结构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变化，商业银行应该在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当中把握发展的节奏和脉络，顺势而为，积极融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趋势，一是在信贷投向上重点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符合国家信贷政策、产业项目的支持力度，尤其要积极支持节能环保的行业。二是在区域发展政策上，要实行有差异化的发展。三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扩大对中小企业的授信，建立中小企业的客户群体。

　　总之，我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回归商业银行的基本面，精准定位，建立合理的运营模式，融入经济的主流。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剑阁:下面请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先生。加入安达之前，他曾经在美国的AIG国际集团工作了25年，其中1997年到2000年担任AIG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他还有很多社会职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成员，CEO圆桌论坛财产险界组副主席，美中贸易委员会理事会成员，美国交响乐团信托人，美国尼克松和平自由中心理事等等。

　　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我很荣幸能够和大家谈一下在这个危机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实际上，我们这个公司，安达就是用的这样一个战略才能平安度过危机。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主要有四条基本的战略，第一条战略是我们知道，了解自己的特长，不管你是银行公司还是保险公司，或者说其他公司，核心要专注于自己的主业，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业务领域，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保险公司，我们有财产险的业务，我们也会和风险，和这个业务，和储蓄这些问题息息相关。

　　2009年，我们的运营收入达到历史新高，股票帐面的价值大概上升了超过35%。我们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就是股票的价值，在过去五年里，包括在危机最严重的那两年，我们是超过了15%。我们公司没有像其他公司一样，把他们的精力分散到其他非核心业务上，而是把精力放在了自己最专注的领域中，有一些把精力放在投机和非核心业务上的公司，他们是受到了重创。我相信，保险业的根本业务还是要和实体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主要是要降低人们在财产险和损害险方面的风险，同时为人们在人保方面提供长期的保护和储蓄的保权。另外，又是在为社会服务，我们不牺牲风险管理，不以风险管理为代价追求市场占有率。我们的第二条战略是要以保守的战略运营公司，就是不做恶，就像我们医生开诊所的时候，必须要立这么一个誓言，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战略也是适用于投资活动的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要求。

　　这个听起来简单，但是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我们需要严格执行的原则。对于金融公司来说，保守战略意味着，首先你要保护好你的资产负债表，你必须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范围之内承担风险。这一点，我看我们公司做得也很好，也是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公司的信誉。

　　当然，我们这个风险管理并不只是针对保险公司或者银行提出来的一个特有要求，对于任何的管理流程来说都应该是成为这个流程中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所以，从我们公司，从我开始来说，在我的公司中，都是实施了全面的风险管理或者叫ERM。我这个CEO也是最终负责风险的首席风险官。由于我们这个金融监管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我想用这种全面风险管理的战略来运营企业，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三条战略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全球经济条件依然非常严峻，所以，在这种时刻，往往会有很多的机遇会提供给那些拥有洞察力、资产充裕，以及业务能力强的公司。我想，目前大概全球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包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拉美。

　　在这两个区域：亚洲和拉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复苏的速度都比美国和欧洲快。而且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也会有比较强劲的经济增长。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一些公司变得更强了，有一些变得更弱了，有一些则是直接退出了舞台。所以，在竞争者的实力被削弱的时候，你的市场机遇也就被创造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多的机会。

　　第四条战略，我们必须留意目前的监管方面的一些变化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反映，因为他们会对我们的服务产生影响。我们要警惕的一个风险是如果这个监管改革不区分各个行业的差异，这个改革将会把所有的金融公司都算在里面，使他们受到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在进行监管的时候，我们这些监管机构必须要区分，比如保险和银行业务的重大区别。这样的话，才不会使系统里带来比较大的风险。大家请记住，去年AIG（美国国际集团）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问题最严重的不是说受到监管的保险行业，而是监管缺失的一个金融产品领域。谢谢。

　　主持人李剑阁:谢谢埃文·格林伯格先生的发言。下面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问。

　　现场提问:我有一个问题请教罗兹先生和埃文·格林伯格先生，在危机过程中，美国政府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入住了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变成了国有企业。我想问的是，当它变成国有企业以后，它和以前作为一个私人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战略有没有什么变化？当它变成国有企业以后，它的金融监管是否有什么变化？

　　花旗银行董事长罗兹:感谢你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从银行中应该是收回了很多我们原来在资产救助计划下付出的钱。当然，美国政府大概还有25%的钱是投在这些金融机构里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慢慢收回来。我想讲一下，我们董事会有一些政府派驻的董事，但他们没有干预我们的一些业务或者一些战略方面的决策，比如，投资银行部的业务，还是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我想，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核心战略。不管在怎样的国家，如果某一个政府介入了某一个银行的董事会，这个之前在美国没有发生过，我想，其他美国的主要银行必须要最后把这个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这是你问题的一个答案。谢谢。

　　安达集团董事长埃文·格林伯格:我们美国的文化和历史，实际上并不是针对政府所有，或者政府介入企业的经营，或者政府介入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在我们金融服务行业中，如果是国有或者说国家介入太多的话，会扭曲在这个市场中的一些行为，会使这个自由市场不复存在，会使这个公司受损。所以，我相信，在很短的一个时期里，政府会很快退出，这也是政府的一个计划。就是说目前有政府投资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他们的钱会还给政府。

　　现场提问:早上讨论的时候，有一些关注，就是会不会有双谷衰退，我想问一下各位，从你们来看，这个风险有多大？

　　安达集团董事长埃文·格林伯格: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出现双谷衰退。但是，我想，这个机率还是非常低的，至少比拥有一个比较脆弱的全球经济，这个发展比较稳，只是比较慢而已，至少比这个可能性要低。所以，我想，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在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很多的国家都在依赖这些刺激措施。但是，在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在缓慢的，但是比较持续的富足，所以出现双底的机率还是比较小的。

　　花旗银行董事长罗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埃文·格林伯格先生的说法，我想在美国、在日本都会有一个比较缓慢的复苏，包括在亚洲和拉美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美国，还有在某一些欧洲国家，消费行业的复苏还是非常快的。除了向系统注入的流动性和这种刺激措施之外，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实际上，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必须请保尔沃尔克先生出山帮助我们管理局势，在1936年的时候，美联储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在大萧条里面，向系统注入了流动性和措施，之后到了世界大战的结束，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比较难界定的界限。在中国，我想在银行业中增加准备金率，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出台的一些监管措施，我想他们在做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地谨慎。在做这些监管的时候，要保证不会使经济增长受到短腿，或者受到影响。

　　现场提问:我想请教嘉宾一个问题，虽然这次经济危机在美国那里是由于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证券化导致一些衍生品，以及高杠杆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导致的金融危机。但是，我相信，在美国，经过危机之后的重新反思、重新改革、修正，资产证券化一定会以健康的形式继续发展。我想请问牛行长，在中国，我们金融领域中什么时候开始比较认真地实验资产证券化？因为在危机之前，我知道，咱们国家只是在个别银行小规模实验了一下资产证券化，下一步我们国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计划，怎么实验，在哪些领域，哪些金融部门开始？谢谢。

　　中国交通银行行长牛锡明:谢谢你的问题。其实中国的商业银行很早就在研究资产证券化的问题，中国的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地推动这项工作。但是，由于当前的条件还不成熟，大面积的实行资产证券化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作为交通银行来说，现在我们的资产当中，中长期的贷款比重越来越高，从长期来看，这是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的。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应该先在中长期的贷款当中选择一部分实行证券化。选择的话，应该先选择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在这个领域里面实行可能是比较好的。具体的一些实行的方案和时间，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行证券，这些都在研究当中。 我也可以在这里说一下，交通银行也很愿意能够成为一个试点行，能够在中国实行资产证券化当中先行先试。谢谢。

　　主持人李剑阁:我们这一单元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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