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通话：中美汇率口水战背后

　　尽管在访问韩国期间患上了肠胃型流感，87岁高龄的基辛格却只在首尔的塞弗伦斯医院接受了一天的治疗，就立即登上飞机，赶来中国会见自己的老朋友们。

　　眼下，中美关系正陷入紧张的胶着状态，这足以使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行色匆匆。从对台军售、达赖窜访到近日对人民币升值的紧逼，美国一改2009年蜜月期的柔情，让中国对其“巧实力”外交下的迅速变脸颇为不悦。

　　在制定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宏伟计划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忙于敦促人民币升值。他认为中国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因为这将对全球经贸重新平衡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在3月14日“两会”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清楚地给出了回答：人民币没有被低估；人民币在金融危机期间实际升值14.5%，已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要按中国经济的综合情况来决定。

　　但这并不能阻止130名美国国会议员在3月16日致信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他们要求奥巴马政府在下月发布有关汇率操纵的定期报告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报告的制定还在进行中，我们所参考的重要标准是经济与贸易的平衡。”美国财政部对华经济金融特使杜大伟告诉本报记者。而在3月16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明确指出，贸易顺差问题不是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对汇率判断标准的分歧，使得这个还同时掺杂了其它社会及商业利益的问题变得日益激化。中美当下在汇率上的针锋相对之态，为两国交往史所罕见。已经有舆论开始担忧，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两国政府都可能走向民粹主义，最终放弃沟通，“擦枪走火”。

　　不过，虽然从公开信息来看，两国政府目前似乎只在通过媒体“隔空对打”，但实际上，两国政府层面的双边沟通与磋商从未停止。

　　作为美国财政部常驻北京的特使，杜大伟的日常工作就是加强两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双边经济金融问题上的沟通。“如果说我的工作有关键词，那就是‘润滑’双边的沟通与交流。”他说。

　　此次汇率问题，就使得杜大伟颇为忙碌。他需要经常与来自包括中国财政部、商务部、央行等部门的官员进行会议交流，听取中方的意见，也需要向中方传递美国政府每一个发言和举动背后的逻辑。

　　随着问题的白热化，沟通也变得更为频繁。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18日就表示，中美接下来会有很多协商，“这些协商非常非常重要”。就在洪博培表态的第二天，19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副部长钟山将于3月24-26日率团访问美国，分别与美商务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国际贸易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会谈，并会见部分美国国会议员。

　　在外交舞台上，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直接沟通总是最有效的。一些参与过国际谈判的西方外交官曾对记者表示，不少重大国际条约就是在常规谈判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通过决策者、甚至元首间私人对话达成的。

　　除了正式的官方会谈，中美官员或许会发现，彼此还能找到许多私人场合进行有益的沟通，比如去年年底的一场"百人会"活动。

　　在去年12月9日的北京，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和杜大伟一起参加了"百人会"的一个小型论坛。在这场讨论中，杜大伟就表达了自己人民币应该升值的看法，他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增强中国人民购买力、提升中国消费力有帮助。

　　朱民随后反驳了杜大伟的发言。他说，以个人观点而非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自己赞同中国应该更多地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在美元走软的时候，人民币实质在走强。“维持汇率的稳定其实是种负责任的政策。”

　　尽管不是政府官员，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却很高兴地发现，自己能在学术讨论活动中见到杜大伟的身影。

　　去年9月24日，杜大伟应邀作为主讲人，出席了由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题目是：“重新均衡全球需求－金融危机下中美两国的调整”。

　　“这其实是公共外交的一种表现，有助于扩大外国官员对我们的了解，促进双向沟通。”孙哲说。

　　比如，在听到有关人民币被低估，应该升值的看法后，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中方学者会向杜大伟细致地陈述中国面临的就业压力等社会现实。“而他就会反劝，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阵痛，最终将有利于中国的自身利益。”孙哲告诉记者。

　　可以说，中美两国政府此次在汇率问题上的坚持都有深刻的国内经济背景。美国深受“无就业复苏”之苦，急于通过扩大出口，来创造就业。对中国来说，出口仍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币任何程度的升值都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基本面状况的改变”。上述学者间相对理性和开诚布公的交流，无疑将给两国政府一个换位思考的机会。

　　当然，未必每一次交流都能达成共识，但至少这使得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更进一步。

　　因此，当中美正为汇率问题争持不下时，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18日来到了清华大学。在近50分钟的演讲和问答中，他努力地对台下众多的学者和媒体解释说，中美都必须在创造就业、重新平衡经济方面做出切实进展。而美国在减少赤字、增加出口时，“希望看到中国的汇率更具灵活性”。

　　“公共外交是外交官所承担的责任之一，通过参与更广泛的民间活动，把本国的一些想法传递出去，并回收来自普通民众的更多反馈。”孙哲说。

　　尽管不是官员，也不参与政策制定，但很多拥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前外交官员，或者对外交事务有相当研究的学者，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融通中美间的交流。

　　这样的民间外交不在少数，比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民间外交组织，就会经常举办各类双边交流活动，增进两国民众间的互动。清华大学也先后与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卡耐基研究所成立合作中心，加强两国智囊团体间的相互交流。这些民间活动的交流成果或意见主张则会通过各种类型的研究报告，传递给双方政府的相关决策部门。

　　“外交本来就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相辅相成。”孙哲说。他把双边外交比做一场球赛，而民间外交则是后卫的角色，“但在特殊时刻，后卫也可以冲上去打前锋嘛”。

　　或许基辛格此次不辞辛劳正是因为当前这个“特殊时刻”。为了缓解中美关系当前的紧张局面，美国政府曾在3月初派出了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贝德访华，沟通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私会达赖和人民币汇率等横亘在中美关系间的难题。

　　但在众多观察者眼中，斯坦伯格和贝德的访华并没有取得实质的成果。因为人们发现，在二人离开后的3月7日，中国外长杨洁篪对媒体表示，“中美关系近期受到严重干扰，责任不在中方”。暗示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仍未得到缓解。

　　因此，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力邀下，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到北京，以期能部分缓解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氛围。

　　3月15日，基辛格又一次走进了中南海，分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国务委员戴秉国见面。随后，他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的“中美关系演讲会”，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在这些天各类的公开场合中，基辛格反复强调中美关系不会陷入对立局面。但他不否认，目前中美之间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面对演讲台下近百位来自中国政治、经济、学术、企业等各界人士，以及美国、欧盟、日本等驻华使节时，他缓缓地说：“美国对中国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承担。”

　　当这位87岁的老人结束了繁忙的北京之行，坐上返回美国的班机时，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正在为自己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进行准备。因为他刚刚确认，自己将参加于4月9日开幕的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