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旱与合作缺失有关

　　贵州大旱。原先一个雨量充沛，地下地表水发育，相对于北方地区，水资源并不算特别稀缺的省，如今河流干涸，田土龟裂，人蓄饮水困难。2月14日，新华网还在报道，贵州因干旱，有153.3万人和75.6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饮水困难，农作物受旱面积417.5万亩，其中重旱260.5万亩，干枯30万亩。到了3月15日，人民网的报道则称，目前贵州干旱受灾人口1664万人，饮水困难人口485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0.1万公顷。眼见在一月的时间里，旱情迅速发展，发生饮水困难的人口数与农作物受灾面积呈数倍增加态势，形势十分严峻。

　　事实上，贵州这次大旱，最早发生于2009年8月，因此一开始政府就把这次旱情概括“夏秋冬连旱”。但到目前，旱情尚无缓解迹象，旱灾其实已从“夏秋冬连旱”演变成“夏秋冬春连旱”。以后，大旱是否会持续到夏季，最后是否形成连续12个月大旱，也仍是一个未知的问题。因此如果从时间上看，贵州旱情从2009年8月开始到2010年3月，旱情愈发严重，受灾人数和农作物绝收面积持续且快速增加，牲畜面临渴死威胁，这固然一方面可以说明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无助和无力。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会问，在这近8个月的时间里，为什么我们就能任凭天公如此肆虐的降祸于人，难道过去就没有防范天灾的措施，难道对于天灾我们就真的不能找到一个有效办法，以减轻天灾危害，缩小受损面积？

　　针对后一个问题，最近有媒体将其归因于水利设施积弊。有报道说，贵州现在全省水利工程蓄水量仅为5成。凤凰网在其开辟的“西南五省遭遇严重旱灾”的专题报道中，转载新华网贵州频道一篇题为《西南五省极端干旱水利设施积弊显现》的文章说：历史罕见干旱气候使这一区域多年积弊的水利矛盾暴露。这篇文章还引述贵州水利化程度较高的遵义市水利局副局长李书江的话说，“当地不仅严重缺乏大中型水利设施，而且已建成工程"跑冒滴漏"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县城、集镇供水工程损失率高达50%以上，数万座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由于这一情况，目前该市14个县（市、区）中，已有6个县城、202个乡镇和集镇不能正常供水，造成严重工程性缺水难题。

　　显然，我们不能把大量的水利设施失修，水利工程带病作业，归罪于当地水利工作人员的工作懈怠。因为如果要他们承担农村山塘水库的维修作业，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水利工程将会产生出一支庞大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面对分散的农业生产环境，也必然会终年疲于奔命，且收效甚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水利工程建设和修建只能采取官助民办的方式，采取谁受益，谁维护的方式才能完成。因此，管助民办的水利建设和维护需要受益农民的合作才能实现。

　　贵州这次大旱，出现人蓄饮水困难与农作物绝收同时出现的局面，反映出其有别于冲积农业特征，也反映出其需要发展灌溉农业，控制自然灾祸的迫切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冲积农业，是指依托于河流、湖泊、海滩冲积形成可耕土地，并以此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农业社会。这类地区地处低洼，农田广袤，以连片田地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合作机制比较容易形成，且农业社会饮水途径和生产灌溉用水途径分离，即使遇到目前西南极端旱灾的情况，也远不像山丘地区，使农业灌溉和人蓄饮水同时受到冲击。但在贵州这类重峦叠峰，绵延纵横，山高谷深阻隔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农业，其本身就有一个从“望天农业”向“灌溉农业”发展的自然过程。从现实情况看，目前贵州农业仍处于仰赖于老天爷恩赐，农民生活条件改善取决于当年是否风调雨顺的阶段。因而其所处的生存条件和生产制度安排，导致该区域农业社会的人，大多采取以低成本方式，在其所居的区域范围内就近就便，开掘流量小，且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困扰的水源，并用这一微量的水源满足小群体人口的生活、生产需要，这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贵州自然村落一般较小，且村与村分布极为分散，抗自然灾害能力极弱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小而分散的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显然也给灌水农业的发展带来的难题。

　　但不管怎样，类似贵州这类农业社会的发展，需要从“望天农业”向“灌溉农业”的转变，需要个体农业向合作农业的转化，是增强其抗灾能力，提高生产能力，改善其农业社会福利水平的必要前提。这次贵州大旱出现的水利设施失修，水利工程带病作业，同样也反映出个体农业的脆弱，提示发展合作农业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当前实施以个体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土地承包责任制，难以激发农村社会合作机制的形成，不能集合作之力，对具有长期收益的水利设施进行维护和维修的弊病。

　　可以想像，对水利设施的维护，水利工程的修整，相对于当前收益是一种延迟性回报，其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也只能在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灾害中才能得到真正体现。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对这类设施的投入、修建和维护，需要做出与这种延迟性回报相适应的生产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对土地进行与这种延迟性回报相适应的固化。

　　其实，这在人类发展的过程，农业社会至少曾先后经历过从“刀耕火种”，游走式农业向固定农业的发展过程也能得到证明。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生产要素，尤其是资产投入的固化，农业社会显现出劳动工具开发越来越多，用于生产或生活的公共产品越来越丰富，农业社会抗风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的明显历史痕迹。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合作生产所体现之力。

　　更进一步地说，合作是人类社会能够持续至今的根本动因。人类的每一次社会进步，每一次文明形态的更替，无不带有人类社会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不断加深，人类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深深印记，无不显示出合作进化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成果。不过这里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合作的进化和发展需要做出好的制度安排和个人选择自由的秩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说的“社会的发展，是个人选择不断扩展的过程”的真正意义。

　　因此，在我看来，消除农业社会个体经营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推进在个人选择自由下，农业社会合作机制的形成，不仅是今后我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减少灾害损失的根本途径，也是当前解决城乡发展差异过大，消除身份歧视的基本前提，同时还是目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