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金融报
编者按：日前，由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和上海金融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2010年“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系列讲座”拉开帷幕。本次讲座共有五讲，分别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加拿大皇家银行集团高级副总裁王勇、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
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必须要推进改革，否则要追上香港非常困难。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大家一再强调的观点是软件，这是关键，而不是硬件。
上海软环境亟待与国际接轨在软环境建设中，法律是关键。香港由于受过英国的统治，现在施行的是国际上都认可的法律体系，以及国际上都认可的执法体系，是跟国际接轨的。国内的法律没有和国际接轨，执法体系和行政体系搅在一起，受行政体系的影响非常大。试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别人把钱放在这里放心吗？放心和我们签合同吗？如果签了合同将来发生纠纷，该按哪里的法律办呢？为什么国外的公司跟中方签合同的时候，都坚持一份中文加一份英文，而且合同解释的法律条款都坚持是国际的？这都是因为对我们国家的执法体系不放心。
国内法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应该说和国际上有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体现在执法体系和立法体系的独立性上。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一定是独立，不受影响的，特别是不受行政部门影响。如果经常受到行政部门的影响，这个体系不会是公正、有效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内地和香港的差距相当大。
其次就是监管。香港的监管是最小程度的监管，即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而内地的监管几乎是无所不管。我们不仅管信息披露，而且还要管上市，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发审委（证监会下属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只有中国有。我曾建议取消发审委，因为公司发行股票，是一种民间资源的商业活动，跟政府没有关系，不需要政府审批。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卖股票，股民愿意买，就像老农在市场上卖萝卜，家庭主妇愿意买一样。如果企业发股票要审批，那老农卖萝卜是不是也要审批？审批是什么意思，是对发生的结果负责吗？如果说政府要求企业上市符合一定的法律法规，那按《证券法》去查就行。可是现在我们连价格也要管；股市情况不好了，就控制发行节奏。殊不知控制发行节奏，搞不好就把企业控制死了，把企业冻结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等到开闸的时候，市场形势已经变化了。这种监管，不仅是管发行、管数量、管发行试点，还管机构，我们的监管部门成了主管部门。
证券公司或者银行如果要设立一个营业部，这是商业决策，但是我们也要报监管部门批。政府并不是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成员，网点完全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由金融机构的高管董事会批就行了。因此，我们的监管有点像行政管制。
再看一下香港，它的监管就很简单，信息披露就看企业有没有给投资者披露足够的信息，没有就回去继续“做功课”，什么时候监管部门认为你的信息披露做得足够了，就可以了。至于最后发行失败与否，发了多少钱，什么价格，筹集了多少资金，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仅仅是一个商业决策。
内地监管的要素这么多，金融机构敢来吗？企业又该怎么办？市场是为企业服务的，金融活动是为企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们的市场却在指数下跌的时候停止发行、关闭窗口，这叫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吸收国外的企业到上海交易所上市，但这样一个不是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本市场，这样的监管方式难以吸引企业到这儿上市。这种监管方式同时也限制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
有人说监管方面上海和香港差别太大，主要就体现在监管的指导思想上。香港的指导思想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只管游戏规则，而我们这里除了游戏规则，连游戏的进程、甚至游戏的结果也要管，这是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
再比较一下税收。香港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15%，我们这里最高税率45%。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管，哪一个不是进入最高税率区间的？因此，现在国际金融机构都把在上海的高管人数缩减到最低限度，就是因为税赋太重，15%和45%差了30个百分点。很多金融机构要把高管调到上海来的时候，都出现没有人来的情况，来的人都跟公司谈判，问到“30%的差额公司能不能补”，公司说“不补”，于是很多人就不来了。
人才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上海和香港的金融人才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的金融人才有国际技能，却没有国际化的思维。我们的会计师、律师、金融从业人员，从技术上来讲，从做金融报表分析，到做金融模型和金融交易来看，上海的金融人才技术真不差，差的就是国际化思维。我们的人才不了解国际金融市场是怎么运作的，以及运作原则是什么，同时，我们的人才也不了解市场和金融的关系是什么。在我们这里，很多东西都是习惯性的，都是层层向政府汇报，这导致了金融从业人员的思维跟国际有明显的差距。
再比较一下资本账户。上海和全国一样，都是资本账户管制，外汇资金来了先到外汇局，而香港是自由港，资金随时进出，没有任何限制。国际金融市场可谓瞬息万变，资金的流动性极高，但当遭遇资本账户管制，会发生什么情况？巴菲特想买比亚迪，进来之后要先到外汇局，批几天后这波行情过去了怎么办，只好等下一波行情。买完了想走，也要过外汇局那一关。
基于上述软件方面的差距，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困难，主要难在软件和国际不接轨，难在国际市场是以投资者为中心，我们这里以政府为中心，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建议设立陆家嘴金融法律特区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过自己的建议，即成立陆家嘴金融法律特区。这是为了加速中国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完全支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向世界经济融合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从国内的各个城市来看，非上海莫属。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陆家嘴金融法律特区。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小平同志决定在南方建立经济特区，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搞一个金融特区。当时建深圳经济特区，在北边建一道海关拦住，海关以南所有的特区都是特事特办，尽可能和香港接轨，经济特区办得也很成功。开辟了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叫市场经济。刚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概念，不知道市场经济体制是怎么运行的，小平同志决定建一个特区看一看，市场经济是怎么运行的。实践证明此举非常成功。
我们现在建陆家嘴金融特区，甚至不用划分地域界限，只需要一个虚拟的法律边界，这个虚拟的法律边界之内，法律监管税收、资本账户等都与国际接轨，就如现在的保税区一样。在陆家嘴金融特区里法律是国际法，我们可以在金融活动的往来中用国际法，民法、刑法可以考虑我国法，金融法考虑国际法。法律的执行按照国际标准来执行，监管全面向香港的监管学习，除信息披露别的不管，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说到金融创新，大家都感到有顾虑。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我认为政府要承担第一责任，特别是美联储要承担第一责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货币供应、流动性泛滥，造成美国战后最大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破灭才引起金融危机。当然监管方面绝对有疏漏，可美联储绝口不提这回事，政府怎么可能说自己做错了呢？政府永远正确。事实是美联储的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华尔街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金融创新，助长了泡沫？这个泡沫其实是美联储铸造的，是华尔街助长的，这一层关系要清楚———美联储是主犯，华尔街是从犯，这个位置要把它摆正了。华尔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金融创新，跟监管有一定的关系，最重要是华尔街的激励机制搞错了。创新小组创新团队获得高达近数亿美元的奖励，要是搞砸了，则由股东买单。对创新人员来说，创新产品是高收益低风险。低风险体现在如果搞砸了，公司替它兜着，股东替它兜着。如果政府来管，让官员来管的话，金融创新就会是高风险低收益的一个激励机制。那么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没有创新。中国目前就是这样。中国有金融创新吗？没有。如果要想推出创新产品，先到监管部门里去报批。有人说最近的股指期货是创新，其实股指期货是很成熟的产品，这怎么算创新。
对社会来讲，必须在华尔街的过度创新和政府的没有创新中做选择，你选什么？我们现在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市场一出事就要靠政府来解决。要是政府失灵了怎么办？我们的思维是市场出事了，政府要来管，建议政府来管的时候，政府就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政府也不完美呢？所以，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选择，其实是两者的比较，谁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小，就选哪个。
我们的思维方式要调整一下，陆家嘴金融特区监管要国际化，最小监管原则只管信息披露，只管游戏规则，不去干预金融的具体操作，不去干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税制要改，到陆家嘴金融特区里所得税都降到15%；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资金自由流进流出。但是从陆家嘴到全国其他地区去，还是得设一个卡，因为全国资本没开放，但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在纽约和上海之间自由流动，没有资本账户管制。建成这样一个金融法律体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就可以提速，上海才可以和香港竞争。
（记者张文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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