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传递出了世界政经格局变化的重要信号：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开始左转，致力于帮助中产阶层受益经济复苏、从三方面加强金融监管、大力推进产业政策以淡化虚拟经济；国际政策则向右转，即以实用主义原则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并力图设计一套管理全球化的体制。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怀疑转为莫名的怨气，并作出了一系列挑衅动作。面对新的形势，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应重新定位经济政策的走向。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年会，1月底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如期召开。从气氛上看，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与2009年有很大不同：去年，在危机爆发不久的恐慌中，各路参会者抱团取暖，试图稳定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增加信心；今年，人们则在深刻反思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后危机时代应该采取的措施。而且，今年已届不惑之年的达沃斯论坛，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各国政要、商业领袖、学术精英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所产生的观点碰撞，以及各种观点背后的思想情绪，给世界传递出了重要的信号。这些最新信号对于我们把握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特殊的意义。
发达国家国内政策向左，
国际战略向右
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复苏。在达沃斯论坛召开之际，美国商务部宣布2009年第四季度GDP增长5.7%。但是，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非常清楚，这种复苏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经济从此恢复了健康。恰恰相反，他们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看到这场复苏并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好转—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广大中产阶层仍然处于困惑之中，他们并没有从数据华丽的经济复苏中看到希望，得到实惠。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精英们出现了明显的思潮向左的变化。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高经济顾问萨默斯在达沃斯年会上所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它的中产阶层指望生活水平年复一年地提高，不能让它的中产阶层看到希望，这样的国家不论和其他国家维持什么样的友好关系，都不可能长期繁荣强大。”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就不可能在外面讲话强硬。因此，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明确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帮助中等收入阶层从经济复苏中得到好处，如何深刻地反思并重建基本的经济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它们在向金融体制开刀。
金融监管是这次达沃斯论坛的焦点之焦点，各种峰会讨论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金融监管必须加强。目前来看，加强金融监管有三个基本的方向。
其一，严格控制金融机构自营业务的规模和自由度。其原因在于，这些自营业务不是以实体经济的客户为服务对象，而是为金融机构自身的超额盈利服务的，它不仅不公平地得到了政府隐含的金融救助的补贴，而且，其经营不善对整个金融体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通俗地讲，这种自营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自娱自乐，一旦玩得好，其好处都归大型金融机构所有；一旦玩失手，后果都由纳税人来承担，因此必须加以限制。
其二，必须使金融机构的服务简单化，其规模也应当缩小。这种规模的缩小不仅表现在金融机构资产的大小上，而且还要严格控制这些机构运营的业务范围。看起来，欧美正力图回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即《1933年银行法》）的老路上，要求金融部门的业务面尽量缩小，以隔离风险，便于监管。
其三，在金融监管上，各国政策必须协调一致。具体而言，欧美各国不能因互相竞争而放松金融监管，不能出现伦敦和纽约竞相以松弛的监管来吸引金融业务的格局。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发达国家政策思潮往左转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大力推进产业政策，希望以这种方式重建经济发展的基础，强化实体经济，淡化包括金融在内的虚拟经济影响。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一个重要言论就是，中国在新能源和新型战略产业领域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苗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迎头而上。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精英人士激励和刺激国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的说辞，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苏联卫星上天后，西方国家痛下决心赶超时的情形。但不管怎么讲，发达国家政府正在积极干预和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最近爆发的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依笔者看，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美欧国家以此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帮助本国企业在竞争中获得先机。
在国际政策方面，发达国家的思潮却在向右转，即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萨默斯公开表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金融危机，也不是碳排放等问题，而是当今世界出现了十几亿人口的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这些国家，美国的任务是如何设计出一套管理全球化的体制，使得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互相牵制。所以，可以预期，发达国家从维护其长期利益出发，对外经济政策将不拘泥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等传统的说教，而将更加务实，更加注重实际利益，更加强调在制度设计上占领先机，从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特殊地位与
西方对中国难以言表的怨气
本次论坛上，有关中国的讨论已经泛化，关于中国的话题远远超出了专门为中国设计的若干个分会场的范围，无论气候变化、金融监管，还是世界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几乎每场讨论都涉及到中国，显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悄然产生了变化。
如果说以往的达沃斯论坛上，大家对中国的发展还有怀疑—怀疑中国能否在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定，怀疑中国能否兑现8%的增长承诺—今年，这种怀疑的声音已经降为次流，而主流的想法是研究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如何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国际格局的变化。
同时，最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论坛上，发达国家对中国有一种莫名的怨气，而这种怨气无法溢于言表。他们已经不怀疑中国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维持稳定，也不怀疑中国在一些新型战略产业上有可能取得突破，甚至于保持领先，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民众并没有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应得的好处。中国经济固然得到8.7%的增长，但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出口绝对数下降的背景下仍在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明显，他们感到中国是一大潜在的威胁。
与此同时，奥巴马一年前开始的外交新政，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得到中方的善意回应。他们认为，中国在汇率问题、伊朗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都没有给予西方应有的合作，因此，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怨气。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对中国汇率政策不友好的声音，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恢复中取得了不合理的优势，其原因是人民币没有升值到位。他们还指责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并指称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不愿意合作，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当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做文章，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挑衅性、挑逗性的动作，如对台湾的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这一系列举动对于美国的核心利益并没有明确的好处，但他们认为，这可以在情绪上帮他们出气。可以说，这纯粹属于一种不太理性的出牌方式，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动作背后也有美国行政当局讨好国会日益走强的在野党的算计。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应重新定位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已经不再怀疑，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对外宣传，包括在未来各种国际会议上的宣传，恐怕不必要集中讲中国的成绩和发展前景，相反，应该多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时也化解外部对中国应该承担过多责任的希望与压力，按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中国期望值的管理。根据这一思路，中国的对外宣传一定要与印度不同：印度往往强调印度的力量、印度在前进、印度有韧性；我们大可不必，我们应该强调中国期望与世界携手共进、与各国共同繁荣、期望世界和平发展等更具高度与责任感的主题。
第二，我们应该仔细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毫无疑问，领土的完整、主权的尊严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其中包括台湾的和平统一、西藏和新疆的稳定发展、南海的主权等。第二层次的利益是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其中包括维持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稳定、避免全球化的倒退。在此之下，第三层的利益是短期、局部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等。分清这些利益层次之后，我们应该坚决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在非核心利益上，则没有必要与发达国家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而西方政治家们出于本国政治需要却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许多美国议员既不懂得中国，也不完全懂得美国的国际利益，他们最需要的是跟本国的选民们有所交代，而汇率问题是最简单也最能获得选民认同的因素，选民往往认为，自己丢了工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导致中国产品竞争力强大。因此，我们在汇率问题可以作出一定的改革，从而既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国际矛盾。
最后一点就是立足于未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想方设法加快节能减碳的步伐，以此化解对国际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争取更为主动的地位，以及树立起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最终复兴。《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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