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梅新育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时时刻刻处于永恒的变动之中，大危机也意味着权力格局加速变迁。权力格局变化的方向可能是强化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也有可能是扭转、改变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发源于新兴国家的危机将巩固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即
然而，当前这场余波未尽的危机源于守成霸权国家，特别是核心霸权美国，令其软硬实力均遭受重创，与中国等某些对守成霸权不完全亦步亦趋的新兴国家相比相对下降，因此，危机理所当然正在推动全球权力格局向削弱当前霸权的方向变动。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表示，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世界权力关系，其影响将波及货币市场、货币政策、贸易关系和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此语不过是对现实和趋势的承认而已。
在这场变动中，与核心霸权美国相比，欧洲、日本等边缘霸权所受冲击和损失更大。因为核心霸权美国还可以借助自己的核心霸权地位向其他国家、包括边缘霸权国家转嫁危机及其损失，边缘霸权能够转嫁的对象范围则小得多。同时，核心霸权还可以与新兴国家在权力再分配的讨价还价中牺牲边缘霸权，以满足新兴国家的部分要求。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实践中，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要求提高话语权的主张，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压迫欧洲降低份额和投票权，以部分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
尽管如此，世界上没有一个霸权会心甘情愿束手退出舞台，而是必定会竭尽全力遏制新兴国家危及其核心利益和地位。对新兴国家若能击溃，就首选将其击溃，两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就是这么爆发的。若不能击溃，就退而求其次，拿出部分权力与之分享，以此换取新兴国家就此安心，不去进一步侵蚀它的核心地位。只有在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之际，如已经在一个新兴国家发起的挑战下濒临崩溃（如二战前期之英国），或本土爆发重大危机，守成的霸权国家才会选择将权力大体平和地（是“平和”而不是“和平”，“平和”比“和平”更进一步）交给另一方，即没有向它发起生死存亡挑战的第三方。
即便如此，这种权力转移也注定是不情不愿、充满摩擦的。守成大国会尽力多维持一些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这一点自不待言（如英国与美国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蓝图的较量，凯恩斯正因为空有高人一等的智力却仍然失败而郁郁身亡）；新兴霸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也要近乎不择手段地压迫、排挤守成霸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丘吉尔二战时期与罗斯福谈判换取美援的条件时被逼得高呼：“总统先生，我一个大英帝国首相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埋葬大英帝国！”才看到美国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借“封锁红色中国”名义逼迫英国关闭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亲手毁坏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安全感和信心，并在香港关闭、封锁、监控一大批贸易公司和金融机构。霸权从英国转入美国不过是在两个拥有共同血缘、文化、政治体制传统的同源国家之间的转移，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就更不必指望守成霸权会心甘情愿轻轻松松地将权力交给种族、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了。当我们讨论所谓“和平崛起”、讨论权力从英国到美国的“和平转移”时，我们千万不要一相情愿、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切。
从当前来看，守成霸权最有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选择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手段。之所以如此，因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特征是资产市场（股市、房地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率先复苏，实体经济部门复苏相对滞后，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等热门新兴市场资产市场泡沫尤为突出，某些方面已经上涨到超过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新兴市场内部以“反危机”为导向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游资涌入；而国际游资之所以大规模涌入，又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质上的“零利率”货币政策所致，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几个方面吹大了资产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泡沫。在这种情况下，就给守成霸权美国创造了一个不战而胜削弱乃至摧毁新兴国家的机会：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先吹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然后迅速刺破，对美国而言这是最好的办法。
毋恃敌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对于中国和部分新兴市场来说，那种把别国当做白求恩大夫的天真思维无异于对本国的渎职，乃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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