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与民富的历史纠结

　　国民收入分配优化的有关方案正在加紧制定中，该方案及相关政策措施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得到更多体现。调节国民分配关系，增加百姓收入，已成为今年最热门的话题。

　　其实，国富与民富之间的纠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抢称霸的大背景下，各国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富强起来，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法家学派顺应此形势而提出强国主张。怎样实现强国的目的呢？根本的就是通过重税，“弱民”、“贫民”。商鞅说，“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鼓励农业生产，但又强调“家不积粟”，要求农民将粮食交给国家而不是自己拥有。商鞅还认为，有资产的富裕百姓不好管理，贫穷的老百姓才能被国家政策支配调动，为国家服务。另一位法家人物韩非子延续了商鞅的思想。法家这种“富国弱民”思想带来了秦国的富强和崛起。

　　在中国历史上，不像欧洲的英国，统治阶级的征税权从来不受任何限制，建立王朝的集团总是倾向于多征税，多聚敛，为其享乐积攒更多的财富。因此，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说的是儒家“轻徭薄赋”，行的是法家的“富国弱民”的自杀政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抛入国际竞争中的大格局中，其所处形势，有些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大清政府和高官，痛切感到中国的弱小，因此，富国强兵成为时代要求，无论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都围绕强国这个主题。但遗憾的是，在富国强兵的口号面前，同样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富民的主张。

　　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显然是对于这种国富论的一种反拨，是对国家与百姓收入分配关系的一次新的调整。国家承认人们发家致富的正当性合法性，承认人民拥有私有财产的必要性，因而才有人们创造力的井喷，老百姓才从身无余才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汽车等等财富，国家也由此而得到实力的提升。

　　但是，如果细致考察近年来的经济走向，则一条线索仍然清晰可见，一方面改革在调整国家与百姓的收入分配格局，给百姓致富以宽松自由的条件，可另一方面，国家也拿走了百姓创造财富的很大份额，而这种增幅不断在加大，使得老百姓从社会财富中分享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少。尤其近些年随着中国崛起的呼声日高，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片面强调国家对于百姓的优先地位的思想取得优势，体现到收入分配上，就是强调国家具有比老百姓优先致富的先天正当性，金融危机面前一些地方掘地三尺搞税收会战，体现了这种思想。

　　从长远的角度看，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富裕基础之上，这种富强才是可持续的。正如古语所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稍稍修改一下，就是，“百姓足国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国孰与足？”在目前人们热议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忘记调节国家与百姓的收入分配关系这个重点。只有富民，才有可能真正富国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