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给公民“评级”是权力越位

　　早报特约评论员潘洪其

　　江苏睢宁县今年启用一套大众信用管理系统，涵盖了公民私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依这个信用管理系统，当地民众被按分数被评定为ABCD四个等级，获评C级、D级者在政审类考察、资格审查、执照审核、社会救助等方面受到限制或不予考虑。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表示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据称睢宁县一向民风“质朴存彪悍”，百姓“喜争好斗善诉讼”。于是，睢宁县委县政府试图通过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征信管理系统，让良好信用行为人受到优待，使不良信用行为人受到制约，以此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风气好转。

　　应该说，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针对性，然而，政府的任何施政行为，特别是直接针对公民权利的施政行为，不论其出发点有多好，都必须经受合法性的考验。如果一种施政行为明显背离了法治的原则，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和多么切近的针对性，都属于权力的越位和错位，甚至涉嫌行政违法。

　　先看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系统征集的内容。这些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征信内容，如银行还贷记录、水电气缴费记录等。第二类是一些违法行为，如交通违章行为、治安违法行为。第三类是一些不文明行为或不道德行为。

　　目前条件下，第一类信用行为已纳入由金融机构掌握的征信系统之中，公民若有这类不良信用记录，将在个人贷款、信用消费等方面受到相应限制，这方面政府无需施加其他限制。同样，公民如果有交通违章、治安违法等行为，按照法律法规将受到相应的处罚，也无需政府另行施加限制。至于第三类不良信用行为，因大多属于公民教养或道德层面的问题，一般予以教育、规劝、舆论谴责即可，政府若动用行政手段进行规约，显然是过于严苛了。

　　再看那些被睢宁县用来对不良信用行为人施加限制的事项。这些事项包括政审类考察、资格审查、执照审核、社会救助等等，它们本身都各有一套评判和审核的标准，有的还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这些事项往往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或救济密切相关，政府如果在原有标准之外附加新的标准，必将抬高公民行使权利、获得救助的门槛，从而造成公民权利损失。

　　一个公民申请教师资格、律师执业资格，或者申请工商营业执照、申请低保救助，如果他符合法定的申请条件，他的申请就应当得到核准，其权利就应得到保障。然而，如果因他有过水电气欠费记录或交通违章记录，有关部门就限制或否决他的申请资格，这无异于对公民权利的公然侵犯和剥夺。

　　政府权力介入公民个人信用管理，一方面将征信范围扩大到“无远弗届”，另一方面又用扩大了的征信内容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如此“严管民风”是典型的政府权力越位。

　　其实，对政府权力而言，当前有一项远比“严管民风”重要得多的工作，那就是严管官德、整顿“官风”。对于所谓“民风”，法律法规、道德环境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管束机制，无需政府再予以“严管”；倒是一些公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工作作风、权力行使、公众形象和道德信用上问题多多，亟须政府权力强力介入进行规范与整饬。

　　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里的“君子”、“小人”无贬义，意思是说官员的道德好比风，百姓的道德好比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会顺着风的方向），政府如果下大力气建设好官德，整顿好“官风”，必将对提升百姓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大张旗鼓“严管民风”，却在严管官德、整顿“官风”方面少有作为，则政府权力不但越位，也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当然，作为一名近年来力推新政、媒体曝光率颇高的“明星官员”，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强调“严管民风”的同时，并没忘记强调“严管干部”。这让人想起了另两位“明星官员”和改革风云人物——原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和现任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两人也都曾推行“严管民风”之举措。但是到后来，两人都把“严管”的重点从“民风”转向“官风”。显然，他们也都清醒地意识到，“严管民风”不是政府的职能所在，严管官德、整顿“官风”、防止公权力滥用才是新政的当务之急。

　　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制约，致使“一不小心”就出现权力越位和权力错位，这是睢宁县政府对公民“评级”给世人留下的沉痛教训。这个故事再次警醒我们：深入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强化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监督，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与救济，任重道远而未有穷期。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