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大国经历了本轮的金融危机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向新兴市场大国,特别是亚洲国家进一步倾斜。
不过,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负面连锁反应——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问题也日益严峻。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能否尽早摆脱“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的老路。
绿色:唯一的出路
随着世界经济总量在布局上的变化,亚洲地区一次能源的消耗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正在快速上升。以中国为例,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报告显示,中国很可能在2015年之前,在能源消耗方面将会取代美国的地位。而到2030年,中美之间能源消耗在总量中的比重,可能会互换位置。
对于中国来说,发展绿色经济的呼声高涨。
在减排方面,中国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初步成效。从1995年到2005年短短10年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下降43.1%。
不仅如此,中国官方高层仍在积极地释放着减排的决心。2009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表示“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这也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在联合国讲坛上阐述气候变化问题的中方立场。
而降耗方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传统的“先发展再治理”的发展模式更不可能支撑中国这个人均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
“在我看来,绿色经济是我们能够走的唯一一条路。”解振华说,“目前中央提到的绿色经济就是走低消耗、低排放,这对于中国来说,更有效的就是循环经济。”
“只有走这样一条路——循环经济,让我们现有资源最有效利用,要把废物变成资源,以此来满足我们无限的发展需求。在我国,这条路要非走不可,实际上,这就是绿色发展道路。”解振华说。
困境:艰难的摸索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资金、技术、政策……仍然是摆在绿色经济面前的主要障碍。
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前不久在“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新闻发布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发展循环经济迫切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完善,希望国家进一步加大在当地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投入。
放弃以资源和环境破坏为代价谋求发展机会的传统思路后,支撑和引导资金、技术进入相对落后地区的新立足点在哪里?在绿色经济的理念下,需要地方和国家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导向的倾斜。这对于财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而从企业层面看,金融机构目前仍是绿色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但由于当前资金仍是市场经济的稀缺资源的背景下,作为非暴利行业的绿色经济获得金融机构资金的支持往往难如人意,尤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身就存在资金困难,想要加大对低碳经济的信贷支持难度更大。
而技术层面,核心技术对于发展绿色经济最为关键,但目前更多地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以中国新能源产业面临的问题为例,我国在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规模上目前居世界第一,风力发电居世界第四,但对相关的核心技术其实并不掌握。
不过,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虽然绿色经济的发展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同样也是机遇所在。
“绿色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样本。在绿色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和地区,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准确的定位。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突破点就是经济发展模式。”郑永年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重塑亚洲发展模式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欧美发达国家消费疲软导致亚洲出口快速下降,这也使得各界对亚洲传统的发展模式的争论愈发激烈。依靠低成本、高能耗占领海外市场的亚洲模式正在为各界所诟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此前在《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亚洲发展模式破产了》认为,“亚洲发展模式隐含的一个基本前提——美国家庭有能力无限制地贷款和消费——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以这种模式作为增长引擎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亚洲政策制定者来说,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早坚定地推行经济与政治变革,转型经受的痛苦就会越轻。”
而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的过程中,关注人们的收入增长、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绿色经济无疑将成为亚洲各国精心培育的重点领域之一。
“关键是要制定出一套合理发展模式和配套政策的支持等等。千万不能将绿色经济仅仅停留在概念上,必须将它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加以推进。”郑永年说。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传统产业上,亚洲经济成长迅速,但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迫使亚洲国家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亚洲等新兴经济体要主动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积极布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且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契机逐步调整经济中污染重、效益低的落后产能,使低碳经济成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