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救市后遗症制约复苏

　　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各国公共债务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发展模式修正等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需要因时而动做好充分准备。

　　2010年全球经济整体出现积极变化，将由危机应对进入复苏管理，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内生动力不足，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依旧脆弱，经济复苏之路依然坎坷，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救市政策的“副药效”。

　　政府债务成新风险引爆点

　　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但全球大规模救市却产生了副产品——主权债务危机。据估算，各国政府将在2010年发行4.5万亿美元的债务，几乎等于此前5年中发达国家年均债务发行量的3倍。在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私人部门收缩信贷与需求的过程中，公共部门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动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其直接结果是公债债务水平及其融资成本的提高。

　　根据去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债务钟”显示，包括欧元区、英国、日本、以及美国是负债状况最糟糕的国家或地区。反映各国政府债券风险大小的指标——主权信用违约掉期(CDS)担保成本，从2008年9月底以来显著上升。

　　从历史上看，一旦一国的资产和经济增长能力无法负担其沉重的债务包袱时，债务国将选择主权违约来消除债务负担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大。上世纪80、90年代就出现过拉美、阿根廷国家债务危机。但像本次危机这样“范围如此之广，规模如此之大”还是第一次。我们判断，随着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深化蔓延，2010年欧洲甚至可能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危险的一环，但美日英主权债务问题不容小视，债务问题的演化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退出政策出现分化

　　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全球经济体协调一致地通过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共同应对危机，这是有史以来罕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统一和配合。

　　就经济复苏周期的规律而言，经济周期性复苏需要经历3个阶段：首先是政策刺激阶段，其次是库存周期逆转阶段，库存周期逆转促使企业加大清理库存商品力度，从而可能夸大了经济复苏初期的复苏活力。最后，是内生恢复性阶段。但是从现在看来主要是政府驱动的，还不是市场内生性恢复。

　　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强劲的复苏，美国的复苏态势尚不明朗，欧洲实体经济还未全面走出衰退。这种复苏格局的分化直接决定了全球政策退出和复苏管理出现了多样性和不均衡性。不同国家的退出时机、步伐、力度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将出现明显异化。

　　“流动性陷阱”和通胀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投入近5万亿美元刺激经济，但上述资金大量流入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提振作用有限。当前发达国家显露出进入“流动性陷阱”的种种迹象：一是经济依旧低迷，需求不足，私人自主性投资和消费萎靡不振，失业率高居不下；二是尽管利率已达最低水平，但由于投资者和经济前景预期不佳，使得通过降息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杠杆失灵。2009年美国全年企业投资下滑17.9%，降幅创1942年以来新高。从中长期看，发达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疲软将使本轮经济周期性收缩可能至少持续到2～3年。

　　从历史看，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中都出现了通胀态势，甚至出现了滞胀的局面。此次危机有可能有历史的重演。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生产和消费物价指数呈现环比波动上升的走势。2010年，在流动性过剩及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全球通胀压力难以削减。大宗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创下近40年来最大涨幅，其中原油上涨76%。联合国粮农组织市局显示过去3个月全球食品价格上涨63%。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拉动新一轮通胀。今年1月欧元区通胀大1%，连续3个月为正值，为去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英国1月份通胀升至3.5%，为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目前来看全球经济体价格水平温和可控，但已进入上升通道。

　　利益格局调整引发深层次冲突

　　金融危机后各国力量此消彼长，让西方国家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全球造成不良示范效应，试图通过贸易战和汇率战遏制中国快速增长势头，正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巨大贸易顺差支持下，1984年日本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美国成为最大债务国，日美贸易摩擦急剧升级。现在金融危机使中国力量快速崛起，美国重又抄起汇率和贸易大棒，这反映的是全球利益板块调整带来的深层次冲突。

　　此外，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转弯”进行时，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各国公共债务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发展模式修正等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针对中国的外部压力也可能增大，中国需要因时而动、因势利导做好充分准备。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