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财新网
作者：陈慧颖 张瑞丹
在美国，如果你开车在乡下逛，发现一个地方常年太阳很大或者风力很足，如果这个地方碰巧地价不贵，离电网很近又离城市不远，你可以考虑将他买下来，成立一个新能源公司。在申请完相关规划和牌照，完成初步开发后，将公司卖给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基金）。接手
但在中国，与新能源相关的创富故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私人投资者和PE只能在狭长纵深的新能源产业链上游——即风能、太阳能或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电的设备提供商——寻找机会。
并不是投资者不愿直接切入新能源产业链的核 心，而是这些领域已为庞大的“国家队”所占据。他们几乎都是资产上千亿的央企，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五家发电公司、最大的三家石油公司，还有如神华集团、中粮集团等实力雄厚的公司。他们有的服从于国家对能源公司发展新能源的硬性指标要求；有的则居安思危，为日后传统能源枯竭做转型准备，其中甚至不乏公司决策人的政治图谋，他们带着大笔的资金在新能源领域跑马圈地，占据了有利地形。而对于其他新能源投资者，为它们提供更多更便宜的新能源设备是更为安全和可行的选择。
然而，无论是哪一类新能源投资者，它们最关心的是政策信号。2002年，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采取补贴政策鼓励太阳能消费，催生了中国第一波以生产太阳能晶片为核心的新能源投资热潮。2007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的颁布，又带动了以风电为核心的第二波新能源投资潮。
现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政协的“一号提案”，正在吹响中国新能源新一轮投资的集结号。本刊记者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正在拟定的“十二五”规划，已将核能、风能等新能源放在首要位置。尽管细节尚待确定，但新能源“国宴”已在投资者的预期之内。随着“低碳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动力，将从以往的外部市场驱动进一步转向国内消费。这是一个巨大的充满机会与风险的投资盛宴。
新能源“国宴”
这个机会，投资者等待已久。一位阳光私募投资者透露，私募基金早在两个月之前便开始布局资本市场，行情于“两会”召开之前数日启动，被政协“一号提案”进一步推向高潮。
3月3日，阳光能源（00757.HK）及保利协鑫（03800.HK）涨11%及7.9%；龙源电力（00916.HK）及中国风电（00182.HK）亦升4.35%及3.4%。连带相关电力设备股全面向好，重庆机电（02722.HK）、高速传动（00658.HK）及上海电气（02727.HK）升幅均超过5%。
这份由九三学社提出的“关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建议”，提出将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中国特色低碳发展道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并列入“十二五”规划。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出，2010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此外，“绿色”“低碳”“减排”“新能源”“清洁技术”等词汇也反复出现在“两会”代表的提案中。
尽管提法和内涵不尽相同，上述概念的交集非常明显：一方面呼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开发新的能源获取途径；一方面强调提高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以减缓消耗速度。
“加”“减”之间，投资者看到了机会。“这正是我们在‘两会’前做多新能源的大思路。”前述阳光私募投资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去年“4万亿”经济刺激仍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今年明确提出“低碳经济”概念，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吹响新能源投资的集结号。“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说。
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承诺亦在夯实投资者的信心。去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尽管以争论告终，但引起的关注前所未有。中国政府承诺，要在保留现有节能减排目标的基础上，“到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0%到45%”。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在去年年底做出“到202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9%提高至15%左右”的决定。
无论采用哪种目标，都意味着中国必须改变现有的以煤和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用新型的清洁能源来取代。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中海油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长波称，不改变模式，2020年中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中期的水平，至少需要等同于52亿吨标煤的能源，届时中国能源消耗量会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到哪里去挖这么多能源？就是有十个中海油，十个中石油也难以为继。”
资金涌动潮
这已经不是资本市场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第一次热炒。一如曾经的家电、手机、LCD等科技产品，中国新能源产业短短十几年就上演了一场从无到有、进而到过热的跃进。中国不仅已成为光伏产业供应链上的重要势力，风电装机总容量也连续五年实现翻番，跻身全球十大风能市场之列。
与此同时，这个充满暴利与风险的行业，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参与其中：从大型国企到天使投资，从地方政府到海外资金，从产业资金到财务投资者，汇成一支蔚为壮观的投资大军。
特殊之处在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兴起，主要依靠欧美发达国家对新能源补贴后形成的全球分工，并不完全得益于中国日益明晰的新能源产业政策。支撑这个产业的国内需求在过去若干年中相当匮乏。
1997年，中国推动“光明工程”，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为远离电网的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由此开始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民用历史。不过，直到2002年以前，中国光伏业尚处于懵懂状态，全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产能只有4.5兆瓦（相当于450万千瓦），产量不过2兆瓦左右。
2002年，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补贴太阳能发电，刺激了中国光伏制造业的飞速成长。当年9月，施正荣创立的无锡尚德10M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投产，第二年天威英利3MW生产线投产，成为国产光伏电池制造大规模跃进的开端。
无锡尚德随后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办人施正荣一度成为中国首富。这个创富故事至少有四股力量在背后推动。德国、西班牙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创造需求，施正荣代表的技术和产业力量发现商机，无锡市政府及当地国企担当天使投资人，高盛等财务投资者帮助无锡尚德改制，并将公司上市。这一模式，至今仍是中国新能源企业发展的样本。
这一模式随后不断复制，造就了一批中国光伏和风能产业的新兴企业，中国的新能源投资进入了爆发性增长的时期。
“新能源投资有多热，看看有多少上市公司公告要转产就知道了。不管原来做玻璃的还是做鱼饲料的，都说要转产多晶硅。”一位投资者说。
资本迅速涌入太阳能和风能产业链的上游。从光伏电池到电池切片和多晶硅，风电整机到关键零部件及其材料，这些产业最受创业者和私募股权（PE）投资基金的青睐。根据清科的统计，2007年，风险投资/PE投资中国大陆清洁技术市场的案例为20笔，2008年激增至55笔；投资金额从2007年的5.9亿美元上升至13亿美元。
不过，绝大部分的此类投资局限在新能源产业链的上游。只是到了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之后，中国的风电应用才开始起步。规划要求，到2020年发电装机容量在500千瓦以上的企业，其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必须达到8%以上。这意味着国有发电企业不得不进入新能源领域。
此外，随着环保、低碳逐渐被接受和纳入政绩考核指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将“GDP增长”与“节能减排”并举。一时间放眼全国，几乎所有省份都有自己的新能源项目和目标，从太阳能、风能到电动车、生物质能，不胜枚举。
粗略计算，前两波新能源投资的浪潮已经卷入了国内大型国有能源运营或装备制造集团。五大发电集团、三大石油集团、三大动力集团（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尔滨电站集团）均参与其中，有的甚至不计得失。
对央企的杀入，民营企业往往只能撇撇嘴：央企财大气粗，赔得起。民间资本对收益率更敏感，央企一入场他们只能靠边站，转战上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这个领域目前已趋饱和。一位PE经理回忆，北京奥运会之前，新能源公司一级市场交易估值已经高达几十倍的市盈率，有些公司并没有盈利，就让PE们根据模拟财务报表投资。
这种狂热势头在2008年被金融危机拦腰斩断。Jefferies公司（Jefferies & Company, Inc.）的研究者在一篇回顾这一年的报告里写道：德国和西班牙对太阳能领域的投资令光伏组件严重供不应求，大量规模较小的同质化厂商蜂拥而至。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计划在2010年将产能提高1倍甚至2倍。
“但在2008年底到2009年初, 这些公司突然发现其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而且价格下跌也不会导致需求量的增长。”这意味着，对于光伏组件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离开各国的补贴政策，太阳能行业步履维艰。
“这大大小小的光伏企业，说白了都是德国、西班牙等国政府支持出来的。”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投资者开始以调侃的口吻谈论起对新能源投资的新认识。现实是，离开补贴，新能源目前仍无法与传统能源在价格上正面竞争。
就在2月22日左右，美股上市的中国太阳能板块大跌，九个上市公司中有七个跌幅超过10%，主要原因便是德国补贴政策变化和欧元疲软。
祸福相倚
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始终笼罩着新能源领域，迅速聚集又迅速撤离的资金更加重了这个产业的变化无常。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来自资本市场的概念化炒作固然吸引了很多资金，但要源源不断地在不同阶段都获得资本的有力支持，取决于是否有长期稳定的针对新能源投资的开放和倾斜政策。
在可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发电成本上的差距将依靠补贴政策来填平。因此，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补贴推出和退出政策是投资者判断进入风险的最重要依据。但补贴迟早要退出，在退出之前，新能源企业必须不断地创新和扩大产能，获得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因为真正的需求最终来自市场，即新能源必须从根本上实现在上网电价上的竞争力。这需要中国在政策设计上进一步打破资金进入和新能源应用的壁垒。否则，政策的牵引很可能成为反向的作用力。
同样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集团总裁杨超递交提案，建议鼓励保险资金投资战略新兴产业。提案从规划纲要入手，涉及跨部委协调机制、保险资金运用细则、税收优惠等各个环节。
“由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从投资到见效的运作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一般的短期社会资金难以支持。更需要保险资金等中长线资金的介入。”杨超建议，由大型保险公司牵头、中小保险公司参与、带动社会资本参加，组建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产业基金。
更大的国有资金的入场正在让其他的投资人望而却步。“我们看了很多项目，但没有投资。”一家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一位投资经理对本刊记者表示，“风电设备方面，我担心再过五年之后，第一批设备完全被淘汰。不止是风机制造商，中国最早投资风能发电厂的人也会受到很大冲击。”
上述人士明确表示，他已暂时对风电行业失去了兴趣。“在产能过剩的竞争压力下，风电设备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对大型国企客户的议价能力会被削弱，竞争耐受力也不及国资背景的机械制造业同行。更可怕的是，如果电力公司分析发现，风电产业链最大的价值增值来自某一个制造环节，不排除他们会向上整合产业链。”他表示，潜在的“国民”竞争是其最担心的问题。
尽管迎来“两会”东风，基金经理同时警告，这一波炒作已近尾声，日后要寻找新的潜力股。“以20年的周期看，新能源投资可能已经走过了前十年。”一位投资者表示，PE的存续期至多十年，鉴于资金年限，PE 们对新能源项目的要求越发苛刻，只有技术创新能力强，对行业未来发展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才可能具备被投资的条件。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10年第一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亦指出，要对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六大产能过剩行业执行严格的信贷政策并开始进行审查，“宁可少做几个、几十个项目，也要完成工作。”
一切看来令人困惑不已。这种矛盾反映出中国新能源发展的特点：有形之手创造需求，无形之手创造供给；一旦过热，政府干预随后便至。
将中国风电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复盘，便可见政策对行业的影响之深。200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规定大型企业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8％的硬指标就成为了龙源、华能加速抢占风电场资源的最直接推动力。
2005年，国家发改委曾先后发布《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和《关于加快风电设备本地化有关意见的通知》，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并重点扶持，支持优势企业做强做大。其中，提出要重点支持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这一国产化比率限制直接催生了一批国内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李俊峰看来，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过剩才能推动技术进步，通过优胜劣汰来淘汰落后企业，而不是靠国家政策手段来控制。”他始终认为，新能源是中国最有希望和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国的新能源发展缺乏系统技术研发和自主技术的支持，但是，有了自主品牌，距离自主技术的日子就不远了”。
不过，中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快速发展和自主创新正在引起外界的担忧。政策咨询公司Eurasia的一位专家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拿来主义自主创新”思路让美国人很担心，一些反对者认为，奥巴马拿出财政补贴发展绿色能源，但这些补贴却进入中国生产商的口袋。这种担忧在德国也存在。2009年，德国光伏企业Conergy与SolarWorld联合多家组件厂商，游说德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调查，尚德总裁施正荣不得不带着中国太阳能企业去德国游说。随着中国“低碳经济”的起步，投资者们在拥抱机会的同时，也要考虑未来新能源领域知识产权和贸易壁垒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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