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民间消费 迈向消费大国(组图)

　　内需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多层次的，但内需型社会的经济基础还在于民间的消费驱动力。比较中美欧日，本土消费率、广义货币量、全球消费市场这三个指标，中国份额都很低。中国要有效拉动内需，当务之急恐怕是要调整现行的政策体系，在政府驱动消费的主导性不变的前提下， 逐步强化民间的消费驱动力，逐渐改变社会的主流家庭结构与收入来源。至少应提升中国的全球消费市场份额，首先朝着消费大国的目标前进。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

　　中国经济正在从“世界工厂”走向“内需型社会”，所以应该谈谈内需型社会的经济学，在理论上解读内需型社会的消费驱动力，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家庭和政府的消费行为。

　　若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分成两个时代，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学重点关注的是生产领域，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重点关注的是消费领域，因此要理解内需型社会的消费驱动力，还要回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起点。

　　有效需求不足的三大心理原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美国1929-33年“大萧条”时代的产物。一个英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影响了美国的政府决策？很多人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凯恩斯曾经和罗斯福总统见过一面，谈话58分钟，曾写过一封“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公开信”。但据已公开的白宫会谈记录看，当时的会谈其实话不投机，凯恩斯后来说罗斯福总统不懂经济，罗斯福则说凯恩斯是一个数学家。在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戈登教授访华期间，我曾经当面问过戈登教授，他回答说罗斯福总统多半是在吃早餐时随机决策的，身边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学家。显然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不像现在这么显赫，白宫也没有经济顾问委员会，充其量也就是和中国的皇帝一样，总统身边有几个类似于纪晓岚和东方朔这样的“师爷”。

　　但在拜会罗斯福总统之后，凯恩斯对白宫幕僚的一次演讲却很重要。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每月只消费一个亿，经济萧条将会加速度恶化；如果你们每月消费两个亿，萧条将长期存在；如果你们每月消费三亿以上，美国经济就会迅速走出萧条，并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接着，凯恩斯对白宫幕僚们解读了他的经济学理论，重点讲述了政府消费的“乘数效应”将如何以逐级放大的倍数创造就业、投资和消费。可以推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通过美国政府的实践逐步理论化的，而政府的赤字财政和举债投资，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在凯恩斯看来，萧条和失业都可归因于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本源是三大心理定律，其一是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家庭财富越多，家庭消费的比例越小，所以总消费不足，需要有政府消费来“填空”；其二是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企业财富越多，投资就越加保守，所以社会总投资不足，需要有政府投资来“填空”；其三是货币的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就是人们喜欢货币，喜欢货币的流动性，所以总有一些货币实际上会退出流通，结果是货币流通总量不足，需要政府多印刷发行一些货币，来填补社会的流通货币不足，这就引出了“适度通胀”的政策目标。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超额货币发行，都是要“填空”，填补社会消费不足、社会投资不足和流通货币不足，从三大心理定律演绎出政府“填空”的宏观经济调控功能，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逻辑。

　　但是，政府需求的增长，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会在货币总量的增长中逐渐丧失能量。货币是一把双刃剑，可载舟亦可覆舟，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虽然能够驱动政府的投资消费，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必须保持“适度”，否则将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带来经济和财富的负增长。政府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会逐渐弱化，这就是政府驱动经济的边际效用递减。因为，政府的经济行为不是经济增长的永动机，只能是民间需求增长的启动器或加速器。货币是经济的润滑油，政府是增长的加速器，民间的投资与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永动机。凯恩斯经济学的“乘数效应”理论，描述了政府的消费与投资将如何通过市场的传导机制演变为民间的消费与投资，从而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才能真正化解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

　　内需型社会的三大经济目标

　　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内需型社会，内需的增长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民间消费、二是民间投资、三是政府驱动。政府驱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税收与政府资产之外，只能是货币和债券。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就是两张“纸”，一张纸是现货即货币，一张纸是期货即债券，管好这两张“纸”，就能够使民间投资与消费的驱动力像永动机一样运转。

　　内需型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于民间的消费驱动力，比较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第一个指标是本土消费率，日本和欧洲的本土消费率非常接近，美国很高，中国很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中国的过度生产。美国人为了消费而举债，中国人为了就业而生产，如果把内需型社会定义为日本和欧洲的模式，内需型社会的目标应该是逐步提高本土消费率。

　　第二个指标是广义货币量。中国人民币的广义货币总量仅次于欧元，欧元是在27个国家流通的区域货币，所以中国已经是全球货币第一大国了。但是在五大货币的另一面，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说明，中国的货币总量很高，经济总量较低，美国用约8.3万亿美元生产了14万亿多美元的GDP，中国用约8.8万亿美元的货币生产了不到5万亿美元的GDP。若把货币视为政府的经济驱动力，这说明中国经济的民间驱动力弱，政府驱动力强，内需型社会的目标应该是逐步提高民间的消费与投资。

　　第三个指标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中国份额。美国是消费大国，在五大货币区的消费总额中占了半壁河山，高达54%！中国的GDP总量接近日本，广义货币总量略高于日本，但是消费市场份额却不到日本的一半！日本占了21%、欧洲占了14%，而中国只占9%。内需型社会的消费驱动力不仅要看绝对指标，还要看相对指标，不仅要看本地人的本土消费，还要看外国人在中国本土的消费，所以在建设内需型社会的努力中，中国要把开放政策的重心逐渐从吸引外资来生产转向吸引外资来消费，采取措施扩大本土消费市场的对外开放，让外需变为内需，提高中国在全球消费市场中的份额，这就给出了中国建设内需型社会的第三个经济目标：超欧洲，赶日本。

　　内需型社会的家庭与收入

　　从国际比较中研究中国建设内需型社会的经济目标，必然面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经济约束，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人分析过了，本文不再重复。换一个角度看，美国、欧洲和日本与中国的消费差别还有什么呢？我想还应关注两点：第一是家庭结构的差异，第二是收入来源的差异。

　　从家庭的角度看，家里最费钱的是什么？一是房子，二是孩子，房子的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可以参考我近期的专栏文章，但是孩子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主流家庭结构是三口之家，从1978年开始，“一胎化”政策执行了32年，所以在“80后”的一代人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家庭的消费力趋于下降。社会学研究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偏好，大概的结论是：年龄组在0-20岁，花钱主要靠父母，所以应计算为父母的消费；20-30岁与60-70岁这两个年龄组，消费的内容不同但消费函数趋同；30-60岁是消费高峰，所以在中国，当“一胎化”家庭的消费高峰来临时，内需的增长有下降趋势，因为父母消费开始减少，30-60岁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就提出了内需型社会的家庭结构问题，应该有计划地解除“一胎化”政策，让主流家庭从三口之家逐渐变为四口之家，才能实现中国内需型社会发展“超欧赶日”的经济目标。

　　社会的主流消费80%来源于城市，城市的主流消费群体是20%的家庭，对社会中产阶层的研究使我接受了一张图，葫芦形的社会阶层分布图。图中是20%的家庭决定着60%的经济活动，因为他们代表了50%的家庭收入、60%的家庭消费、70%的家庭投资、80%的消费信贷。前面两个数字直接代表消费驱动力，关键是后面两个数字，投资与举债，说明在主流消费驱动力的背后是财产性收入，一个社会的主流消费是由投资驱动的。

　　社会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其收入来源有二，其一是职业性收入，其二是财产性收入，所以说中产阶层是有着双轨收入的阶层。中产家庭的消费函数有两个制约因素，一个是收入流量，另一个是收入来源。一般说来，家庭收入增长，消费随之增长但不会同比例增长，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前提之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是，行为金融学提出了一个精神账户假说，认为人的脑子里有两本账，脑子的右半球管常规收支，左半球管投资理财，投资性收益上升会提高人的消费倾向，因为人们总再预期还有“发小财”的机会。因此，社会的财产性收入越高，消费函数越高，投资驱动的消费增长甚至会把人们引向举债消费，让消费函数高于收入流量。比如美国作为消费大国，社会的金融化水平高，投资理财成为时尚，家庭负债率和投资率都很高。

　　按照投资驱动消费的理论，内需型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当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上升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会被投资性收益递增所抵消，从而放大全社会的消费驱动力，提高内需增长的速度。这就给出了内需型社会的又一个指标，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投资理财市场。

　　综上所述，内需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多层次的，当务之急是要调整现行的政策体系，在政府驱动消费主导性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强化民间的消费驱动力，逐渐改变社会的主流家庭结构与收入来源。所以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货币大国的基础之上，努力提升中国的全球消费市场份额，朝着消费大国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