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机电工业》杂志
作者：夏 雪
从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工厂林立的城镇，再到极端贫困的乡村，中国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了几十年中，这似乎注定了我们要经历的，既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混乱”时代。
“朱军，你妈妈喊你回家掏粪！”
1959年，时任国家
全国政协青联委员朱军指出，大学生掏粪“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因为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从而将“使中国摆脱传统意义上的掏粪”。话音刚落，板砖就从四面拍来。朱委员也因此登上了“两会雷人榜”。
其实，这番“见解”如果放到几十年前或者几十年后，未必就完全没有道理。可眼下，“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在200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员中，有16.8%的失业者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这个比例比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失业者（占6.7%）高出了10个百分点；另有报道称，去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400元，基本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水平持平。
朱委员，也难怪有网友要喊你和大学生一起去掏粪！
4000元难招抛光工
冰火两重天。在另一头，农民工市场却是一片火爆。
春节后，“用工荒”的消息再次从各地传来：珠三角缺工超200万，山东缺工近百万，江浙、湖北、重庆乃至新疆均告急；在宁波，一名记者乔装成外来务工者，竟在20分钟内找到了6份工作；杭州一家企业招收抛光工，向一名“85后”开出4000元月薪，仍被对方以该工作不利于健康为由拒绝；而随着劳动力的日益紧缺，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也在大规模加入用工市场……
人保部日前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作出了解释。报告称，与往年同期调查相比，节后招工企业比例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并有所上升；但与2008年相比，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的人数降低了6个百分点。对务工人员的需求和务工人员的供给这一升一降就造成了今年的“用工荒”。
农民工不愿外出打工的原因包括：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没发展前途（占14%）、学不到技术（占12%）。还有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的用工需求比2008年同期调查高出了16个百分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会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
专家学者们则看到：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可能快要到头了！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中，我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来自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这可以看作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他曾引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概念来说明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一般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
蔡昉预计，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的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一旦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不再会像原来那么充足和廉价。他警告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不能及时行动，中国就会丧失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
转型隐忧
转型升级已成为各界共识。
农民工已在用脚投票，逃离那种“低品质——低价格——低利润——低工资——低生活水平”的发展模式。有人说，这是“民工荒”在倒逼企业升级，最终实现产业升级；似乎“民工荒”是因，“产业升级”是果。殊不知，产业升级以后，不仅会降低劳动力需求的数量，更会提高劳动力需求的层次。在广东东莞，有“世界毛织之都”之称的大朗镇通过引进6000多台数控织机，换算下来，相当于取代了30多万名产业工人。回过头来，农民工也许会发现，产业升级了，岗位也没了。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西部地区把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过去，一方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让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目前来看，这一势头有加速推进的迹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过去了，中西部地区也不可能再走当年沿海地区的老路。你不能再给农民工那么低的工资了吧，不能不计环境、资源成本了吧，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总体成本会上升，中国将面临更具成本和资源优势的国家或地区的威胁。这不是杞人忧天，比如，一些制造业企业如格力电器、苏泊尔、美的、格兰仕、佳能等，都在越南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那里“工人的工资每月约六七百元，而中国工人今年已经开出两千元的要求了”。
另一方面，当使用人工的成本超过了使用机器的成本，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企业就会用机器来代替人工。美国工人现在就发现，从2007年开始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福音，因为那些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实在雇用不了几个人。
因此，正在发生的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绝不是单纯的产业转移，它在转移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转型。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农民工2.3亿人，进城务工经商的近1.5亿人，正如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所指出，从长期来看，农民工仍然面临着进城务工经商的就业压力，而影响他们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技能。
某种程度上，低素质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导致产业低效率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低素质的人口会鼓励——实际上也要求——产业低效率运行，因为这通常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果真如此，转型升级就会受到制约。
教育过度了吗？
出路是，通过教育培训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相比之下，大学生的教育素质够高了吧，可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生宁愿在城市里过“悲惨”的“蚁族”生活，也不愿去工厂，去农村？一边是大学生失业率不断攀升，一边则是技能人才奇缺，待遇也好，可为什么从城市到农村，千军万马还是挤高考的“独木桥”，职业教育却备受冷落？
是我们的教育过度了吗？据报道，自1999年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从原来的不到700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2979万人。在2005年前后，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人口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也从原来的不到10%增加到24.2%。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将从2900多万增加到355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4.2%提高到40%，20～50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会从现在的不到10%提高到20%。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过度了。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过度期待，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一批“眼高手低”，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
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则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些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还愿意到西部去啊？”她强调，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
三元社会
也许，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二元的，而是三元的。
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概括成“三次浪潮”：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他告诉我们，今天，这三种时代同时并存于中国社会中。
从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工厂林立的城镇，再到极端贫困的乡村，中国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了几十年中，这似乎注定了我们要经历的，既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混乱”时代。
一个人，也许他的童年生活在“农业时代”，他的青少年成长于“工业时代”，等到他上完大学走向社会，他希望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些接受了10多年正规教育的人对工作的预期中，难免抱有这样的观念：体力工作无论报酬多么丰厚，都不会是首选。
（明眼人指出，大学生掏粪工掏的其实不是粪，而是稳定的饭碗。报道称，不少求职者一开始都表示不愿当淘粪工，但听说淘粪工是事业单位编制时，纷纷表示愿意考虑这一职位。而且，济南市环卫局的有关人士也表示，大学生们未必5年都掏粪，如果表现得好，管理层的大门将向他们敞开。）
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是没有上过大学的新一代农民工，也越来越趋向于融入“知识经济时代”。80、90后的他们，大多数几乎“泡”在互联网上长大，他们不屑于父辈那种“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生活，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子，而是想融入城市。“他们已经不愿干蓝领工作，宁愿为了1200元的文员岗位争得头破血流，也不愿去做1800元的生产工。”广州某大型人才市场的负责人说。
可问题是，大学生“失业潮”与“用工荒”的并存恰恰表明，我们的社会在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或许，从现在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如此。
制造业“坍塌”？
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跨越式地发展，最好直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这为我们带来了大批科技人才（“嫦娥一号”工程有上万名科技人员在30岁以下）；然而，工业化时代崇尚的那种“工程师文化”，那种“工匠精神”，却似乎从未在中国生根。今天，当“中国制造”靠廉价称雄于世，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企业家，已经越来越感到这种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从未宣传过，手艺也改变命运！）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过程往往不能省略。正如工业的发展需要农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工人、食物和原材料，知识经济的腾飞也必须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今天，当我们的“身体”还站在工业化社会，我们的“头脑”却伸向了知识型社会。我们需要警惕制造业的基础不牢。
不单在中国，这种现象似乎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达6万美元，比服务业高出1/4，但很多年轻人仍不愿意从事制造业。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调查，美国制造业工人中有19%年逾54岁，25岁以下的工人数量仅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7%，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而在日本，年轻人对制造业工作也日益丧失兴趣，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选择公共服务或公用事业单位。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日本学生将中央日本铁路公司评为最具吸引力的雇主，而代表昔日“日本制造”辉煌的索尼公司名列第89位，丰田排在了第96位。（近来“丰田神话”的破灭，恐怕与这种“日本制造”文化与精神的逝去不无关系。）
“手艺改变命运”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弗吉尼亚大学和起草独立宣言，而非当选总统。不过在其基本教育计划中，他建议高等教育应仅限于一小部分天才。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从生产性劳动中脱离出来。
今天，时代已不同。正如德鲁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中所指出，将来每一个人——或许实际上已经如此——会接受以前上层阶级所享有的教育，也会获得同样的机遇。然而，仅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走在前面，不论他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使每一种工作都有意义并能有效地满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让“中国制造”傲然于世，我们同样需要大量拥有各种技能的人才。政府、企业、社会都有责任帮助每一个人找到适合他们的位置，使大学生学有所用，农民工能展其长。
这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也是一个“手艺改变命运”的时代！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