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坠楼”与艰难的真相

　　“对于坠楼案件的处理，说富士康搞信息封锁是不对的，富士康做得很公开，两次新闻发布会，所有目击证人都叫到现场来让记者发问——但他们不能证明另有隐情。”深圳一名采访过马向前死亡案的记者道出了关键。

　　之后，富士康会将相关问题交由警方处理，警方态度是“经过勘查后排除他杀”，具体的勘查过程及案件细节，则秘而不宣。

　　现在，申请信息公开，似乎成为马家的最后一招。2010年4月6日，马向前家属向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递交了《提供马向前第一次、第二次尸检报告给家属的申请》和《“马向前非正常死亡不立案”提出立案复议申请》两份文件，要求提供第一次、第二次尸检报告给家属，以及要求撤消“深公宝不立字【2010】0001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请求刑事立案。

　　“就算是政府信息公开，也不可能解释当前富士康频繁出现的‘坠楼’现象，因为企业的信息不公开。也正是这种保密制度泛化的结果，形成了监管的盲区。”关注此案的律师张仪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被“隔离”的家属

　　富士康3月份发生的3起被公开的死伤事故，以及4月6、7两日连续发生的3起“坠楼”及“猝死”事件，至今原因不明，案情扑朔迷离。4月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再次前往深圳市龙华及观澜进行了采访。

　　当日下午3：00时许，在龙华人民医院，记者再次遇到了富士康员工田玉的父亲和堂兄。2010年3月17日上午8时许，富士康女工田玉从宿舍楼跳下“坠伤”，记者3月29日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躺在龙华人民医院（下称“龙华医院”）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其父亲田建党告诉记者，女儿已于4月7日做过手术，目前正在住院部外五科进行康复治疗。记者进去时，田玉紧闭双眼，身上已装有物理固定装置，生命体征状况尚好。

　　“富士康一名姓宋的课长承诺说，医疗费他们会负担，到目前为止，也都是公司在承担医疗费。但田玉手术期间，公司的领导都没有过来。”田建党说，这让他觉得公司很没有人情味。

　　更让田建党迷惑不解的是，事件发生半个多月了，公司没有安排人来说明前因后果，公安也没有进一步调查——“究竟因为什么而导致了这样的事情，仍然没有搞清楚。我们进不了工厂，甚至连田玉的厂牌、行李都没有见到过。”田建党希望等女儿意识清醒后，再慢慢将情况讲出来。

　　像田建党这样迷惑的家属并非个案。

　　4月8日晚上，记者辗转联系到3月29日“坠楼”死亡的刘志军的哥哥，对于刘志军的非正常死亡，家属也申请了尸检。期间，刘志军的哥哥也在旁边观看，他说，“比如体表皮肤上有伤痕，但这些问题法医都进行了解释，我们找不出可以推翻其结论的有力证据。暂时只能接受。”据刘志军的哥哥透露，刘志军的遗体4月9日进行火化，在此之前，富士康已经与家属达成了抚慰协议，不过，涉及到赔偿额等有关协议内容，刘志军的哥哥表示“不便透露”。

　　泛化的保密制度

　　除了家属不能获知内情，同一厂区的员工对“坠楼”事件也知之甚少。4月8日下午，《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富士康观澜科技园进行采访时，对于6、7日两天的坠楼事件，其工厂员工绝大多数表示不知情，许多人称“在车间上班，根本没法听说外面的情况”。

　　在富士康观澜科技园的厂门上的巨幅电子显示屏上，时而亮出红色的“遵守职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这句话。据了解，富士康与苹果签订的合同中一直都包括有保密条款，在协议签订后，苹果的管理人员还常常进行秘密的检查。这便是富士康实行全厂“信息戒严”制度的合理性依据。

　　据记者了解，富士康厂区内的信息受到最大化控制，厂区内出现任何事件，现场都会迅速被“警卫”封锁，且不准员工围观。“上班时间是不准将头伸出窗外张望的，否则最严重的处罚可能就是被开除出厂。”富士康龙华厂区一名员工告诉记者。

　　3月31日，本报《富士康真相》报道出来后，许多富士康员工一度通过评论跟帖方式，与记者取得了联系。但数日之后，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一名目击过4月1日发生在富士康龙华工业区一起工伤事故（传言未获官方证实）的基层干部，该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所在部门的员工回复记者的话却是：“我有义务和责任为公司的一切进行保密。”

　　而另一位组长级的女员工给记者的说法是：就像气象局一样，知道有飓风又能怎样，难道告知社会？那样就会引来更大的恐惧。

　　富士康一名项目经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员工坠楼一事与客户保密协议并无关系，保密协议一般是针对产品的。言下之意，将产品保密协议推衍到整个公司的各个角落，有矫枉过正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