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期封面选题的选择,在编辑部都是一场小小的竞争。毫无悬念地,本期封面选题在周一就确定了:保尔森专访。
保尔森和舒立是老朋友。从1997年算起,这已是他第七次接受舒立专访了(详见本期舒立的札记“七访保尔森”)。此次专访,他谈得最多的是作为美国财长时应
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心得。对众所关心的中美汇率争端,则以“我不做猜测,我已经不是财长了” 作答。不过,在保尔森到访的第三天,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突访北京;4月12日,胡锦涛主席将赴美参加全球核安全峰会。不管是否巧合,保尔森此时来访还是给人以很大的猜想空间。本期杂志编辑期间,另一个牵动人心的新闻是王家岭矿难的救援。除了关心被困矿工的命运,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为什么救援指挥部迟迟不公布115位获救者的名单?
有很多善意的猜想。猜想一:忙于救援,没有时间统计和公布;猜想二:不能干扰获救矿工的医治;猜想三:获救矿工身体虚弱,可能说不清自己的姓名,万一统计不准会引起混乱;猜想四:如果公布了名单,那些未获救的矿工的家属会难以承受……
仔细一想,觉得这些猜想也难成立。统计名单并不是一件很难的工作;如果担心不准确,至少可以先公布一些身体恢复较好的矿工的姓名;至于担心有的家属难以承受,难道能瞒一辈子?而且,报道说,有些矿工已经能够正常进食,甚至能聊天了,为什么不尽快让家属来见面?哪怕用手机给自己的亲人报一个平安也行吧?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件本来理所当然、事关公众和家属知情权的事情,搞得如此诡秘,不能不让人们无端产生很多猜疑。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处理这样的事能聪明一些?
(作者为《新世纪》周刊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