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与全球复苏

　　一些美国的“有学之士”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应大幅升值，这样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的“有识之士”则认为，首先，汇率并不是贸易不平衡的主因，主因是经济结构问题；其次，技术上说，汇率并无一个真正的合理水平。一边回应说，看来中方也承认是原因之一，那么调整还是有助于解决贸易不平衡；既然各方对合理汇率没有共识，那就市场化，让市场来决定；另一边反驳道，如果说市场可以给出合理的汇率，那就不需要1985年的“广场协议”了，更何况在今日流动性泛滥，“热钱”汹涌的金融世界中，如何保证市场价格是合理的呢？看来仅从汇率本身，得不出共识。

　　作者不揣鄙陋，试图从另一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美国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与过去的20年不同，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内需将难于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因此美国经济复苏与增长也将有赖于外部的需求。美国要对外多卖产品，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把价格降低，其手段是美元贬值；第二种是让外面的需求旺盛，即全球经济较快增长。常识告诉我们，后一种策略才是正确的。因此，今日各国的共同目标正是要保证全球经济快速平稳复苏，而实现该目标的最大威胁是通货膨胀，尤其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目前，全球经济刚刚从危机的低谷走出，生产能力仍有过剩，但许多国家已经出现相当程度的物价上涨，甚至是两位数的上涨，如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结构性通货膨胀源于全球的经济结构。大体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端的资本品与消费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中低端的消费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表现为一方输出中低端资本品与消费品，另一方输出原材料与初级产品。全球大部分的中低端消费品与资本品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因此，如果能源、原材料价格出现快速上涨，就会导致全球的消费品价格上涨。

　　引发全球能源与资源价格上涨的因素，除了需求，最重要的是由于美元的贬值。在全球新的经济结构下，石油、铜、铁等能源与资源产品，其价格对美元价值的波动在今天已相当敏感。根据过去一年的数据，大约是美元指数每下降1%，会带来石油与铜价4%左右的上升。从过去几个星期的数据看，美元指数上升1%时，石油与铜价下降则少于1%。进一步分析，过去数星期，美元指数的上升最主要是相对于欧元与英镑，而对其他货币包括加元、日元、澳大利亚元以及新兴市场货币并没有多少上升，甚至下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尽管美元指数上升，但美元相对于资源仍在贬值。因此，短期看，稳定美元价值，特别是美元与发展中国家货值是避免能源与资源价格快速上涨，进而避免全球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看全球的经济结构，新兴市场可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大陆从周边与新兴地区、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初级品、元器件等中间品，加工组装与制造后再出口到欧洲、美国。人民币的升值也将带动亚洲区其他货币不同幅度的升值，存在一定程度的联动趋势。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冲击被减轻，出口商品价格增长的负面效应被分散，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商品仍然可以保持相对价格优势，经常账户盈余可能在短暂下降之后又回到原来水平。这一点，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与美元脱钩之后的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出。

　　因此，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看，人民币兑美元不能快速、大幅升值。然而这终究只是个权宜之策。从较长时期看，不仅由于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不仅由于其强有力的国际收支状况，更由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都有推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压力。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或区域化，在区域化过程中让人民币价值的决定更加市场化，而我将在未来专栏里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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