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商》
作者：刘晓光
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声音，一种改革的声音、开放的声音、市场化的声音，要有改革的愿景。因为如果不改革，发展就要停顿了。
>> 刘晓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一直希望电影界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的纪录片，从一百年前开始导
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世界金融企业的历史”，说的是投行的这些历史，像美林、高盛、老摩根这些大的投行。但是恰恰没有人拍过中国这段商业史。从那段历史中能受到什么启发？一是中国人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很勤劳、很勇敢。另一个是精神，到今天也要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民族强盛。
还要提倡东西融合、开放、打破禁锢。再有，在制度方面要提倡产权一定要清晰、治理结构明确。其实，过去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就很明确——老板是老板，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干股是干股，湿股是湿股。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理论，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其实跟美林、高盛的 MD 一样，全球都有股东。MD 是技术持股人，他们也有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每年有分红。
这很像晋商的治理结构，晋商的股东切割分配很科学。历史上的 1928-1938 年是中国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黄金十年，这是费正清和费维凯总结出来的，那个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从当年盛宣怀、胡雪岩他们的那段历史，到 1928 年-1938 年的“黄金十年”，再到今天这代企业家，是有一个血脉的传承：
第一，在比较痛苦的民族环境和背景下延续而来。从大清没落后，我们长期被人欺负宰割，都有一种自强心。
第二，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也开了，这代人有知识、有眼界，看到了西方的发达状况，因与国内反差更大，他们的心理更受到冲击。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层次，知道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
第三，大家还是在想如何能使中华民族摆脱贫困，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我们不能一味地骄傲到成吉思汗时期，那个年代太遥远，并不代表现代中国的强盛。在当代，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应该是算作同一代企业家，而像我一样的这批人都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来的，有的做了私人企业，有的做了国有企业，有的做了上市公司。跟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相比，我们的条件好多了，当然在有些机制上可能活力还不够。
下一步核心在机制创新
现在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有4.3 万亿的 GDP，日本是 4.8 万亿，虽然我们排在第二位，但人均相比却是日本的十几分之一。
我们的劳动生产力和效率还是低很多。2009 年，我作为对话嘉宾参加了达沃斯夏季峰会上关于绿色经济的论坛，会后我心里很难受。这次的绿色复苏、绿色革命，导致中国将来会在重压之下，几乎所有人都用异样眼光看着中国，中国已是排放第一大国，发达国家都在攻击和质问中国为什么还在排放。第三次工业革命是 IT，第四次革命可能就是绿色经济。绿色革命的起点很高，发达国家把碳交易规则、碳交易价格都制定下来了，技术也储备好了，又开始发牌了。中国不减排不行，要减排就要有技术，要买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绿色经济可能是世界经济利益格局转变的重大转折点，但是我们没有准备：
第一，能否将绿色革命上升到国家战略上去；
第二，是否有基本的制度；
第三，能否令其进入全民的普及教育；
第四，能否克服一些价格障碍、成本障碍、制度障碍、税收障碍；
第五，能否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全民可实施的战略。
发达国家排放一个多世纪了，现在不让我们排放和发展了。什么叫 GDP ？原材料、能源消耗加上排气排污排渣，等于 GDP。我们也在减排，我们有自己明确的方案目标，但是发达国家不能跟我们说多少年必须减多少。这其实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博弈。现在我们国家经济行业发展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就像叠罗汉一样，我们在罗汉底层，扛着别人，为什么？技术创新不行。
技术创新跟经济实力相关，技术创新的核心是人，能把人调动起来的核心是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就没有真正的优秀人才，没有真正的优秀人才就没有这种创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如何把人完全调动起来，建立起一套完全创新的机制，使中华民族再上一个新台阶，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能够安排就业、我们是生产大国了。暂时处于这种状态可以，但长期并不可行。
比如美国，它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引过去了，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吸引过去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机制问题。技术说到底是创新机制的问题。在中国改革的前沿，深圳为什么突然活跃起来了？它是一种全新的机制，摆脱了原来的束缚，这是一种人的能量的释放。很多老人去了深圳看到这些景象以后，有些人掉泪了，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让邓小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讲的很清楚。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人的原动力的释放，人的能量的释放。你需要让人的思想不断地飞翔，给他一片天地，给他一个新机制。
中国多年来为什么很少有人研究出新技术？中国有一种土壤，如果你不在这个土壤中行走，你可能会失去生存的地位和条件，所以你只能去适应。还有法律的原因，比如我发明一个技术，几天就被人偷走了，也没有人保护我的权益，这属于知识产权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如果产权不清楚，就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如果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就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就没有一个好企业，就是这种逻辑关系。
联想为什么那么厉害？35% 的分红权拿走了。激励机制改革后又转换成股权了，现在他们又有了一个更新的动作——29% 的股份给了泛海。联想现在等于标准的“混合所有制”。柳传志做得很好，他开始也不敢大动作，开始时只是获得了一个分红权，分红权给了他们之后他们不敢分钱，最后这笔钱很宝贵，变成了股权的资本。但这只是大概率事件中一个极小概率事件。联想成功的最核心原因是出现了一套宽松的机制，制度是最闪光的一点，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说，“制度决定人的扭曲和变形”。
我们需要改革的声音
现在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大概有这么几个大问题：
一是改革还要进行，不改革，不进行机制上的塑造，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走，再往上肯定就走不动了，碰到天花板了。
第二个，要创新，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IT 这一块已经过去了，中国也赶上了一部分，但是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这次的绿色经济，我估计会是由欧洲和美国主导，谁的起点跟他们一样谁就会在经济利益格局变化中更强大。
第三，还要在中国企业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这些观念，要提倡使命感。第四个方面，应该提倡更多企业做一些公益，改变企业家心灵中的问题，体现更高的精神价值。
另外，要向西方大企业学习。学习他们的管理技术、战略愿景、方法制度、机制塑造、市场的营销技术、品牌渠道。
中国企业还是要走向国际化。国际化并非合资就算国际化，要有国际化的资本、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机制、国际化的市场和国际化的营销渠道，这是一体化的。比如芬兰，它是一个森林国，也是造纸大国，但是它自己的森林并不动，它们 90% 的造纸厂是在世界上占领。这次金融危机是最大的投资机会，在矿产、石油、天然气、水源、林业、品牌、渠道各个方面，最好的抢占资源的机会我们没有及时抓住。
首先是由于主要精力放在了四万亿的投资拉动上了。
第二，政府更多的关注在民生上。最关键是我们没有做好真正的准备，没有将这个机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们还是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组织一些“国家队”或者很好的民营企业，有目的、有战略性的去占领资源，因为我们将来还会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少的局面。当年日本有个拓殖银行，在美国经济不行的时候，它有一段时间很活跃：在上世纪 80 年代，鼓励大量企业进行海外扩张，那个时候日本几乎用十年时间就把美国市场占领了。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声音，一种改革的声音、开放的声音、市场化的声音，要有改革的愿景。
因为如果不改革，发展就要停顿了。如果你的 GDP 发展很快，光看到好的一面，但是改革动力没了，那你可能在这个阶段要停滞不前了。改革要改什么？这是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是否要产权制度改革？是否要建立真正的治理结构？一个企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又如何与世界接轨？这都是大问题。否则，我们会总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很大，实际上这些数字掩盖了很多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改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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