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能否倒逼出新人生观

　　在温总理提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之后，中国一、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以火箭速度在飞天。对于那些理智的人而言，“买不买房”不应再是个问题，而“不买房”的生活可以怎么过，倒是该成为不断省思的课题。

　　买的不是房子，是“日子”

　　如果你偶尔走在街头，或驻留公共场合，听到的聊天话题，十有八九会是“房子”。在中国，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何有这般魔力，让中国人如此迷狂？也许，只有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才能搞懂房子的秘密。

　　正如加缪所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它事关那个根本的追问：死，还是活下去？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北京大学哲学系学者吴飞，从研究自杀问题的经验中，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人生活结构的颇具说服力的框架：“过日子”和“做人”。他提炼出“过日子”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人们的生活必须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延展方能获得价值和意义。“做人”则意味着能够处理好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一个有所皈依的、有尊严的人。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的日常语言，时常体现着这样的人生观。这一传统结构中，“过日子”的载体是家庭，家庭的载体便是房子。从“做人”的层面而言，房子亦是“日子”过得怎样的体现，即“面子”。也因此，房子正日益成为一个彰显社会地位的符号。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房子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旧的社会关系模式不断瓦解，一个陌生人的城市社会形成。在普遍无家可归的状况中，房子即是人们为自己赢得的一个新家。

　　在当下的秩序结构中，除了那些钱多得可以埋到鱼塘里的人，就剩下做稳了“房奴”的人，和做“房奴”而不得的人。那些即便有众所周知的压抑和苦闷的“房奴”，貌似也远比那些没资格做“房奴”的人，要有“面子”，要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过日子”之外的维度

　　在人们的意识里，“买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可反过来却很少有人去想，一辈子的事情是什么？在一个官商联袂捆绑的房地产格局中，民众真的挺可怜，但不反思而寻出路，那就是可悲。

　　每个人都梦想高贵的人生，但高贵仅仅表现于力图实现自身上升的运动之中。当下，房子正变成一种荒唐的人生负担，甚至正在改造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工作变成了哼哼哈哈—见了领导一点意见也不能有，就怕被炒鱿鱼；生活变成了吭哧吭哧—不敢生病，减少交游，人生陷入了无休止的气喘吁吁。

　　其实，人生可以干些别的，可以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出路就在于必须要建立一套新的人生逻辑。除非跳出物质主义的竞赛，拓展精神世界的维度，否则，人们收获的将是永恒的挫败感。因为，在以权势和金钱为唯一尺度的衡量体系里，永远存在更有权势，更有财富的人。一旦相遇，总会刺激起人们内心深处那个小小的“我”。

　　但“我”究竟是谁？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可欲求的？这样的思索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潮流中，似乎被搁置或被嘲笑，只成为了文艺青年的想象。

　　对于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女性哲学家Agnes Heller提出，美好人生有三个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的情感联系。

　　陈独秀则认为，人生之幸福应包括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一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

　　高房价已经成为旧有生活结构的“南墙”，不管是陈独秀还是Agnes Heller，都在提供“过日子”之外的人生视野。“过日子”的心理结构往往使人陷入自我沉溺，进而丧失自我再生产的能力。这让人既会失掉远见，又会失去人生的创造性愉悦。

　　一个船上若所有人都站在一边，必定倾斜。一个国家，过多的权势与财富集中到一个产业中，这样的非理性繁荣也不会持续太久。房子是官员、开发商、民众之间的利益博弈，还应该是在每个个体心中进行着的精神战役，除非这个人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