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比汇率水平重要

　　上周末，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期在华盛顿召开。此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但在“金砖四国”会议闭幕不久，印度和巴西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表态就迅速和美国保持了同调，两国央行行长均呼吁人民币汇率升值。人民币升值压力扩至“金砖四国”内部，似乎为人民币升值增加了新变数。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一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公开声明并未提及人民币汇率政策。

　　如何认识近期人民币汇率的有关争议，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面临哪些新挑战，以及汇率政策的选择须遵守哪些原则，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

　　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升值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4月6日，外交部就“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改革”举行媒体吹风会。我们注意到您在会上谈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升值等情况时，对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的升值趋势有过总结，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巴曙松：数据表明，2005年7月份的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升值趋势。2005—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0.7%；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金融危机最为艰难的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窄幅波动。2005—2008年底，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22.5%和25.0%；2008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先升后跌，到2009年底分别累计升值3.3%和3.4%。应当说，从全球范围看，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峻的时期，人民币依然保持了升值的趋势，为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的国家的政治家多次借人民币进行炒作，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可以清晰地证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美国自身因为消费过度、经济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带来的失业问题。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对美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0.8%。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下降34.2%。进入2010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降低，3月份还出现了逆差，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第三季度后，受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大幅降低。在中国人民银行三个月内连续降息四次、美元同期持续走强的背景下，2008年10月起，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显著降低。您如何评价这样的应急之策？

　　巴曙松：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就一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不同时期汇率的波动幅度有一些差异而已。2008年底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大幅降低，可以说是应对危机的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对稳定全球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危机中信心比黄金和货币都重要。人民币不大幅贬值，可以防止传染效应；不大幅升值，能够避免加剧出口困难。可以说，中国没有用汇率政策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贸易顺差在危机时期的大幅降低就是一个证明。

　　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降低时期，中国也经历了出口大幅滑坡、顺差急剧收窄、经常项目顺差占比下降。也有学者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暂时盯住美元，对美元的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进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点在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更为灵活和市场化

　　中国经济时报：尽管汇改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总体升值，但由于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长期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理论上说，在计算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时，哪怕用最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得出的结论都未必一致，而在汇率经济学中，估计均衡汇率的模型多达七八种，不同的经济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型，预测出来的人民币汇率从低估40%到不低估，相去甚远。您对现有的研究文献怎么看？对于人民币名义汇率偏离均衡汇率的程度，您的判断是？

　　巴曙松：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形成机制方面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要准确计算均衡汇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测算表明，几乎所有的汇率模型，只要假定条件或者参数出现轻微的变化，就可能导致结果的巨大变化。美国金融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曾经组织了不少专家来测算美元的均衡汇率，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因此，与其猜测人民币汇率应当升值多少，或者均衡汇率在什么水平，还不如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上，让各种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能够越来越自由地在市场上交易，通过交易来达成一个相对合理的汇率。因此，我个人认为，考虑到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资源价格的上涨等，目前人民币汇率即使有低估，幅度也是十分轻微的，如果考虑到美元近期的走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能的低估程度就更少。因此，我认为当前的重点，还是在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更为灵活和市场化。 之所以说汇率升值水平本身意义不大，一个重要的证明是，2005年时，美国一些专家认为人民币应当升值15%就可以解决中美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超过20%，但是，反而在这个升值的时期，中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因此，均衡汇率是一个变量，人为的测算并不容易把握，通过更为灵活的市场交易，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期。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今年是全球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最复杂多变的一年。此时，如果维持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安排，会存在哪些利弊得失？

　　巴曙松：在后危机时期，中国金融政策制定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认为，如果维持现行汇率政策安排，有利的一面是稳定出口竞争力；抑制套利资金流入。不利的方面则是：可能会直接影响通货膨胀预期；难以消除升值预期；同时还可能会刺激美元套利交易。2009年以来，国内外汇贷款需求迅猛，其实背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升值和套利的动机；另外，美元汇率波动加剧，如果与美元捆绑过紧，实际上也会影响我国出口价格竞争力，从长远看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汇率是内需部门与外需部门的相对价格，汇率低估实际上对扩大内需是明显不利的。

　　汇率波动幅度过低，实际上也制约了国内的利率工具运用，因为低估的汇率使得利率也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这对于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以及抑制资产泡沫并不利。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国际金融理论中有一个开放经济下政策选择的“三元悖论”，就是汇率政策选择中的“不可实现的三位一体”(impossible trinity)，即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中，一国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不放弃第三者。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曾提出，加强利率和汇率协调配合来稳定通胀预期。对此您有何建议？

　　巴曙松：从以前的政策经验看，确实有一段时间，汇率波动幅度也不大，通胀压力也不大，但是外汇管理的压力比较大。随着国内物价压力的上升，试图通过降低汇率波动幅度、而通过国内物价上升来降低升值压力的路径，也越来越不容易，或者说回旋余地在明显降低。

　　有必要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

　　中国经济时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应该是各方共识，或许只是在时机选择和改革方式上尚存分歧。您认为现在是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时机吗？

　　巴曙松：现在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有利于使国内的货币政策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抑制通货膨胀；有利于逐渐摆脱对美国经济金融的依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但是，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如果过快升值，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因此，选择适当的时机，重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可能是必须要考虑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时报：在政策选择上，您有何建议？是支持浮动汇率还是支持固定汇率？

　　巴曙松：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不过期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才使得汇率的波动幅度有所降低。

　　从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看，预计二季度的出口会出现非常大幅度的上升，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也十分强劲，物价上升的压力加大，结构转型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因此有必要重新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反对少数国家的过分政治化，也要反对传统的冷战思维，以为凡是竞争者争取的，就一定是我们要反对的，人民币汇率首先要服务的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运行需要和经济利益，同时，也要消除长期形成的“浮动恐惧”，并且应该释放明确的信号，防止汇率短期内的过度大幅波动，促使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平稳推进。(单羽青)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