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集团主席葛霖: 新世界秩序建立于真正价值之上(组图)

　　⊙记者 石贝贝 唐真龙 ○编辑 王颖

　　香港中环汇丰银行大厦前，嘴巴一张一闭的两座铜狮令人印象深刻。

　　人们相信汇丰雄狮会带来好运和繁荣，它们也象征着力量、勇气和成功。这两座铜狮分别以当年汇丰位于上海外滩的大楼落成时的上海分行和香港分行的总经理命名，呈咆 哮姿态的铜狮叫史蒂芬(Stephen)，得名自时任汇丰香港分行的总经理史蒂芬（Stephen），而闭嘴的铜狮则以当时的上海分行总经理史迪(Stitt)命名。

　　时间转入2010年，现任汇丰控股集团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恰与那只咆哮铜狮史蒂芬同名，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性格却颇为温和平易。他的雄壮咆哮，体现在他在汇丰的二十八年“创造的神话”中。

　　银行家和牧师

　　葛霖彬彬有礼，身材高挑，一副温文儒雅的英国绅士气质。他不仅仅是位银行家，也是位业余牧师。每逢周末，葛霖会来到住所附近的教堂服务。他说，在退休之后，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服务他的教区。或许正因此，葛霖对于全球化商业世界中的伦理道德极为强调。

　　1971年，23岁的英国布莱顿人葛霖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进入英国政府海外拓展部，并于1977年加入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先后在欧洲、北美和中东等多处工作。

　　接下来，葛霖的经历开始跳跃得像个传奇。上个世纪80年代初，葛霖加入汇丰银行负责企业策划。3年之后，他就负责汇丰的环球财资业务；1998年，葛霖被委任为汇丰控股执行董事，主管汇丰集团的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及资产管理业务。2006年5月，葛霖接替庞约翰爵士，成为汇丰集团主席。目前他还担任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英国首相的商业理事会主席，并且是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会成员。

　　在世纪之交IT泡沫破灭后的2001和2002年，葛霖就显示出他作为领导者的果断和坚定——当年遭遇危机之际，他异常坚定地削减了汇丰集团高管的年终奖金，随后的结果也证明了此举的正确。2007年-2009年的危机中，汇丰对于高管奖金亦采取了延后发放，而汇丰集团行政总裁奖金不仅延迟支付、且捐献给慈善机构。

　　葛霖说，银行业薪酬和奖金的制度过度关注短期盈利，但这有可能给银行带来长期风险、乃至损失，而且，在此模式下银行盈利增长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太现实，而构建好企业价值才是金融发展的王道。“只有当业务和盈利是长期、可持续的，银行的利润才可能是持续和长期的，而薪酬就是基于可持续的利润，这就是短期贪欲和长远投资的区别。”

　　全球化的另一种解释

　　毋庸置疑，全球化是当前世界发展一大主题。还没等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尝试分析它、解释它，全球化就已经成为公众头脑中的陈词滥调了。葛霖不断在质疑：全球化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全球化是某些世界精英故意设计的掌中玩物，还是一个失去控制的怪物？全球化是文化的杂交，还是全球的弱智化？会导致理解和尊重的增进，还是紧张和冲突的加剧？最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是否应该或者能够被停止？

　　葛霖认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实际上并非某种概念或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现象，它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全球化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度过了“只许前进，不准后退”的阶段。

　　“如果说过去，全球体系中的某一部分走上舞台需要让另外的一些部分走向完结，那么现在，像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发生。我们阻止了一些大的灾难，使现在所有人都处于同一个进步的洪流中，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将被这股洪流裹挟着以一种日益相似的步调前行。全部的文明拧在一起，就不会闭关自守，走向消亡。”葛霖表示，“在21世纪，一个地区的知识和经济真空不会以任何较大的规模持续存在。要使所有地区都与世界日渐累积的知识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

　　面对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冲击，作为金融从业者，葛霖也常扪心自问：全球化是否允许金融市场完全失去控制？金融市场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爆发而永久地损害经济和社会福利？普通民众为什么要遭受所有这些毁灭性的极端行为之苦？

　　在葛霖眼中，始于2007年的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最广泛，也最危险的金融危机。它甚至可以位列当代世界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点之一，这一时期将会产生划时代的后果。葛霖同时也承认，目前我们距离此次危机还太近，因此对它是否能够成为重要转折点还无法确定，更谈不上对它即将产生的后果能有个清晰的看法。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令人震惊。葛霖说，危机深深影响了全球各个地区的经济，导致信贷紧缩，股票交易萎缩，股票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流动性受损，养老基金和保险合同中的资产贬值，公共债务的大规模增加以及不断扩展的汇率波动等诸多问题。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早在2005年，金融界就应该察觉到此次危机的预警信号。葛霖说，2005年末，部分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危机的不寻常征兆，然而却很少有人能真正想到，当它最终来临的时候，会有多么猛烈。

　　葛霖表示，经济史学家在未来很多年里一定会研究当前时期的诸多问题，这包括由宏观经济关系所引起的大规模金融失衡、全球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于自我风险管理技巧过度自信的金融系统、以及证券化和广泛散布的风险所造成的泡沫的全球化等。

　　风暴后的世界，既疲惫又亟待重生。葛霖指出，从中长期来看，危机背后的全球性的和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衡亟需解决，而且需要凯恩斯主义之外的其他刺激因素。比如，从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本源来看，美国等类似市场中的消费者该如何学习少借款多储蓄；而那些储蓄高的国家又该如何刺激国内需求、且减少出口依赖呢。为了平衡，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加稳定、更少操控的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是，绝对没有权宜之计，当前问题是极度复杂的。

　　选择真正价值

　　在葛霖看来，今天我们处于充斥着“浮士德”的世界，这也折射出多数人的真实状况。浮士德通过与魔鬼订下契约、出卖灵魂，以交换世界所有享乐。欧洲文学中浮士德的故事一次次被重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集中了全世界人类灵魂的恶习。

　　葛霖认为，浮士德式选择是那种能够给予直接纯粹的快乐、权力或金钱的交易，交换的是我们对于所有后果的接受。然而，我们可以避开魔鬼交易的陷阱，避开金融动荡的风险，以及避免浮士德式选择的风险，且始终不偏离满足的道路，只要我们遵循一些原则，包括正直、把他人当成终点而非途径、竞争的雄心必须与满足和贡献相一致、领袖精神、对人类福祉有利等原则。

　　葛霖表示，此次危机之后，市场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明显失败和对世界经济重新平衡的需要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世界秩序的起点，它将深刻地改变国际关系。那么，新世界的秩序将会如何？葛霖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说，无论事情即将呈现出的最终形态怎样，都必须把以下4个关键的事实考虑进去。

　　第一，市场。市场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不公平的、滥用的、破坏性的、易于发生危机的，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高度有效的资本配置器，而且它已经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套用丘吉尔著名的为民主所做的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那些不断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市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坏引擎，除了其他所有那些不断被试验过的引擎。

　　第二，时钟不可逆转。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其国内的资本市场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萌芽时期。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现代的、日益复杂和精密的经济可以仅仅依赖银行实现金融的发展。以更有效的资本配置为基础的持久的经济进步需要一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肯定想要从国际市场的崩溃中吸取教训，但中国同样肯定会得出结论：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适用于中国的也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经济体。我们需要抑制过剩、确保透明度、调整激励机制，以使各个市场能更好地运转，但就是不要拆除他们。

　　第三，政府的管理、规范和及时的压力、干预必不可少。需要政府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便推动有效的跨国界市场监督；需要国际框架来应付已经不可逆转地相互渗透、相互连接的市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必须为国际伙伴关系的建议设定更加强有力的制度。

　　第四，这一切的关键是，接受重心从西方移至东方，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正在转变这一事实。世界正在重新平衡，人们开始日益广泛地接受国际制度框架需要重新绘制以反映新的全球化的现实。

　　“即将出现的新秩序，无论它精确的轮廓是怎样的，如果它想持久的话，将不得不对以上四个方面做出回应。”葛霖说。

　　“20年之内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葛霖执掌下的汇丰集团非常重视在中国的服务与发展，成为向中国投资最多的外资银行之一。汇丰目前持有中国交通银行及平安保险股份，其管理层之前还表示，对参与内地国际板建设以及在内地开展证券业务有强烈兴趣。

　　葛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强调轻工业和出口导向的发展，这段时期被描述为中国的“工业革命”，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而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的转变是极为成功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已经日渐恢复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在葛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再度崛起是本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事件。这将被许多人描述为中国的“雄起”，但事实上，葛霖表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对之前长期的历史状况的回归——过去20个世纪中，中国在长达18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也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不久之前的描述：“中国不但在有记载的历史的多数时间内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直到15世纪，它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并且是世界科技的领导者。”

　　在葛霖《金融的王道》一书中也提到，中国正在重返世界舞台。由于中国在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它的GDP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今年，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根据大量预测的结果，在20年之内，中国将再一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谈及对上海经济和发展的印象，葛霖说，近年上海的发展令世人瞩目、非常迅速。从1984年他首次来上海至今，短短26年之间，葛霖感觉到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坐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发现有在建中的新铁路，我感受到中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显著成效，这样的投资从长远的角度会促进上海经济的发展。”葛霖说，“上海会在未来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但是需要更进一步努力，比如发展债券市场等。”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