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资本证券网-证券日报
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逐步从严冬迈向暖春，各大经济体回升势头进一步确立，但复苏之路依然艰辛。在此背景之下，多数创投机构投资策略仍然延续去年的谨慎和稳健，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活跃景象仍需时日。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投市场所发生的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分别为123起和6.68亿美元，投资总量虽然较去年同期相比有大幅提升，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涨幅分别为105.0%和111.3%，但环比来看，较2009年四季度投资量小幅回调，降幅分别为19.1%和19.5%。
在2010年一季度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数抬头的时候，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英飞尼迪透露，该基金已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加大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据悉，国家开发银行是该基金的投资人之一，在2008年基金设立时注资3000万美元。同时，上月有消息称，英飞尼迪表示其已经成功与七个中国城市成立合作设立六只人民币基金。
4月30日，《证券日报》记者受邀参加了英飞尼迪在京举办的面向全体战略合作伙伴的培训活动，并对英飞尼迪基金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高哲铭进行了专访。
《证券日报》：请高哲铭先生介绍一下英飞尼迪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投资市场的原因。
高哲铭：我先介绍一下英飞尼迪的历史吧。英飞尼迪成立于1993年，在以色列IDB集团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知名合作伙伴与投资者的支持下，通过一系列著名的成功投资和退出案例（包括Galileo、Saifun、Shopping.com、Shellcase和Scitex Vision等），英飞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Infinity Group）已经赢得了作为领先基金管理公司应有的可靠声誉。
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投资市场？首先，由于以前的英飞尼迪是和以色列政府合作的，现在的英飞尼迪所设立的人民币基金多数也是和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的，模式的相似是我们选择中国的原因之一；其次，我们的重要投资者IDB集团看到了中国市场中的很多机会，想要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展，但又不满足于贸易交往，因此合作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是其非常重要的战略试水；最后，我的弟弟在香港经商多年，很了解中国的市场和情况，出于人际网络和个人感情的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国作为投资的市场。
《证券日报》：据了解，英飞尼迪基金是于2003年开始在中国投资的。而您所讲，大部分基金是和政府合作建立的，那么在和以色列政府以及中国政府合作时遇到过什么样的摩擦呢？
高哲铭：我想我们不应该用摩擦或者冲突这样的词来描绘这件事。事实上我们会有视角上的不一致，这就需要沟通和平衡。我们的做法是尽可能的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建立强有力的本土团队，利用本土的团队来向我们反映和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本土文化和市场，而不是以一个外国的视角来看中国市场。
而且，我们在进行投资活动的时候发现，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以色列政府都很愿意发展地方经济，提高该地区的技术含量和产业水平，尽管有时候会由于政府本身架构下的体制不同，所以公司采取的运营机制会不同。而全世界的政府和商业世界的运行规则都是不一样的，这点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因此并没有遇到太多的意外。
《证券日报》：请您介绍一些英飞尼迪近年来的成功案例。
高哲铭：我想有一个案例是我们非常成功的，那就是中国晶方半导体的案例。2005年时，由英飞尼迪风险投资公司、英飞尼迪-CSVC与Shellcase三家企业及机构联合投资中国晶方半导体公司2500万美元。中国晶方半导体是一家影像传媒芯片（CCD和CMOS）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企业，而Shellcase则是一家以色列的高科技封装公司，英飞尼迪此前已经投资1400万美元给Shellcase，通过对双方的投资，英飞尼迪将Shellcase研发的新技术引进给了晶方半导体。本来，Shellcase在接受英飞尼迪投资前已经陷入了困境，但是通过投资中国晶方半导体，在中国建立了一条生产线，并因此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
2007年，英飞尼迪投资于中国晶方半导体的股份中一部分以3800万美元出售给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OMNI，投资于Shellcase的部分以3300万美元价格将技术卖给另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实现了成功退出。我们还留在其中的部分股份，计划会在中国晶方后续上市以后退出。总体而言，收益应该非常可观。
这个案例我想说明的是，我们投资的方向都是有附加值的、有技术的公司。如果我们投资的公司只看重我们的钱而对高新技术不感兴趣的话，这种游戏我们不玩。
另外，英飞尼迪现在所选择的退出机制多是以并购或大宗交易为主的。
《证券日报》：如您所说的，英飞尼迪之所以选择并购或大宗交易来进行退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何不选择IPO或者其他方式呢？退出时遇到过什么样的阻碍吗？
高哲铭：我想这是文化差异上的不同，其实从财务观点和投资者观点上来看，并购退出比IPO退出对我们更好。第一，财务并购上的退出拿到的是钱，是现金，而IPO的话，你得到的只是股票，股价是有升有跌的，IPO方式的退出在我看来更像赌博；其次，在中国，很多公司会选择IPO退出的方式，可能出于名气上的考虑，而我们并不这么想，作为公司来讲利益应该是首位的，通过战略并购，我们还可以帮助我们所投资的企业找到战略投资合作伙伴，这对他们的成长可能更为有利。现在也许很多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迟早并购退出的机制会被更多公司所采纳的。
对于退出时遇到的阻碍，我想我们没有遇到。我们曾经在中国市场中退出过，我们有一个案例，是把一个项目卖给了德昌电机，这是我们英飞尼迪在苏州投资第一只基金时候的案例。在最近两个月时间内，我们又有两家企业成功退出，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有困难或阻碍。
《证券日报》：中国的创业板推出后，很多数据表明，高PE存在于创业板之间，这样的高PE是否会影响到英飞尼迪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
高哲铭：很多人认为，中国创业板的高PE会推高市盈率的泡沫，而我们对于中国的创业板高PE问题，基本保持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我们所投资的企业，可能没有想法在创业板上市，所以，创业板的高股价、高市盈率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然而，中国推出创业板对PE/VC是一件很好的事，这是事实。创业板为PE/VC的退出带来了渠道，鼓励更多的资本进入PE/VC行业，促进了产业的繁荣，但是由于中国创业板的经验还比较少，很多中国的PE/VC并没有经历完整的产业周期，我相信在将来随着有更多的企业选择在创业板上市，创业板中的泡沫一定会下来，股价也一定会回归基本面，高PE也会跟着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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