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与华尔街的战争

　　敲打高盛 奥巴马博弈华尔街

2010年4月27日，美国华盛顿，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接受美国参议院质询时称，高盛集团与其客户处于对立面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医改方案通过以后，奥巴马这次将改革的斧头指向华尔街。借着高盛一案的东风，奥巴马是否能在美国两党斗争中突围，重塑金融体系信念和信心呢？

　　据4月30日的媒体报道，美国证交会（SEC）已将高盛集团涉嫌诈骗的调查报告移请司法部进行刑事侦查。在美国，由政府出面控告一家民营公司的情况非常罕见。以往的案例显示，刑事侦查对一家公司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近日，标准普尔与美银美林分别下调了高盛股票评级，导致公司股价大跌9.39%至145.20美元。标普提供的报告指出，高盛不仅要面对证交会的证券诈骗指控等风险，呼之欲出的新版监管改革法案势在必行并将重整金融业秩序，这将使得高盛的前景不容乐观。

　　高盛发言人随后在媒体上表示，高盛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并提供所需数据。5月3日，高盛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了一份文件，披露了有关该集团所面临的许多法律诉讼和股东责难的重要信息。

　　虽然奥巴马总统在4月21日接受CNBC的采访时断然否认白宫借助施压高盛来助推金融改革，但在此之前，也就是在证交会宣布起诉高盛的第二天，他在媒体上发表的言辞却明明白白地表露了白宫的心声，“现在我们不采取行动，导致金融危机的系统就会带着相同的漏洞和弊端继续运行”，“如果我们不试图改变招致危机的原因，我们注定将重蹈覆辙”。而现任的证交会主席、民主党人玛丽·夏皮罗（Mary L. Schapiro）正是奥巴马在上任伊始所任命的，并被认为肩负着奥巴马“彻底整顿金融监管体系”重担的领军人物。

　　美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来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3月21日医改法案的通过使奥巴马无需再为来自华尔街的阻力而担心，这回他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真枪实弹地实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了。

　　毫无疑问，此次证交会起诉高盛对美国金融改革的意义非同一般，可谓是“枪打出头鸟”为金融改革点燃了导火索。继“高盛案”之后，4月20日美国证监会又宣布将审查19家大型银行的会计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华尔街的各大投资银行将面临新一轮风暴，此次审查将演变成一场“动真格”的大手术，借以推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最终出台。

　　监管改革势在必行

　　奥巴马曾经表示，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一直为金融监管改革尽力。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鼓励了金融机构承担过多风险，给美国居民带来财富损失。奥巴马同时提出要监管大型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并弥补在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漏洞。

　　此次“高盛案”把华尔街血淋淋的贪婪本性再次摆在美国公众面前。即便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利用高盛案件施压试图迫使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金融监管改革立法，但迫于中期选举在即，共和党不得不考虑民众情绪，毕竟高盛向来臭名昭著。

　　另外，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实体经济依然萎靡不振困难重重，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小企业生存面临荆棘之途，而华尔街巨头们却纷纷率先摆脱了困境。公众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抵触、不满情绪正在与日俱增。

　　据外媒报道，参议院两党对《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消费者借贷的监管。就在美联储内部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两党却对这一机构的职责各持己见。民主党的主张是，“该机构应该监管几乎所有发放贷款的企业”；共和党则认为，“消保署的重点应该是保护消费者，监管对象过于宽泛可能会让这个机构走向迷失”，甚至可能波及每个美国人的隐私。

　　其次，对于问题金融公司的清算两党也难以达成共识。民主党建议，为了保证某一家金融巨头的破产不致引发系统性风险，应该由最大规模的银行出资预先成立一个问题解决基金。共和党则认为，问题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应该为此买单，否则反而成了个别问题金融公司的冒险行为上了保险。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对记者表示，争论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和医改一样，将是一个两党妥协的产物。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认为：“虽然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依然处于各方利益的纠结中，但所有人都承认改革是必需的。在欧洲，随着希腊、葡萄牙等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的不断恶化，关于金融监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金融监管以史为鉴

　　对于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奥巴马来说，重振经济当然不能依靠造成了衍生金融泡沫的金融业，而是必须依靠新技术来带动实体经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不断产生的革命性技术才是美国崛起为世界霸主的缘由。

　　而来自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历史经验也告诉白宫，走出金融危机需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由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的直接原因被认为是“上市公司通过隐瞒重要信息欺诈投资者”，因此美国国会分别于1933年和1934年通过了《证券法》（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和《证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美国证交会正是根据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成立的。

　　在1933年之前，美国没有联邦层次的证券法，证券业完全由各州自行立法管理。1929年美国经济开始萧条，接着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从1929年9月1日到1932年7月1日，美国全国市场上的证券总值从900亿美元下跌到160亿美元，跌去83%；至于通用电气、美国钢铁等蓝筹股更是在劫难逃，价格的90%化为泡影，上市的债券总值也从490亿美元降低到310亿美元。在“一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在美国共发行了近500亿美元的新证券，其中的半数变成了废纸。大约有9000 多家银行倒闭，“大萧条”由此到来。从1932年到1934年，罗斯福任美国总统，联邦参议院金融与货币委员会多次举行股票交易与证券市场实践听证会，研究经济危机与金融调控之间的关系。1933年通过了《证券法》。《证券法》的核心是信息披露，它没有要求一种证券要达到何种条件才能上市，而是要求证券的发行者必须对该种证券的相关重大信息进行充分有效的披露。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后来被评价为美国证券市场的两尊“守护神”。

　　1933年联邦证券法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披露法”。披露机制是联邦证券法背后的基本理念，1933年《证券法》是体现这一理念的典范。与此同时，国会还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开始确立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立的制度，建立了美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系模式，从此银行不再能够同时经营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大萧条”之后确立的金融监管思路却被逐渐废黜。1999 年11 月12 日，克林顿总统签发《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该法废除了由《1933 年银行法》（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 规定的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建立了混业经营、全能银行的金融体制。此举被认为打开了导致华尔街过度膨胀的潘多拉魔盒，而如今奥巴马想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魔盒重新关上，留下那唯一的好东西—“无畏的希望”。

　　华盛顿对决华尔街

　　曾分别担任房地美、房利美高级咨询顾问的《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实际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连体婴儿’。双方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华盛顿现在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割断与华尔街的利益关系。”

　　宋鸿兵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彻底整顿华尔街，华盛顿就会丧失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博弈工具；华尔街也需要强大的美国政府的支持，双方利益是互相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巴马所有的金融改革法案，最后必须要得到华尔街的认可，否则就推行不下去。高盛案件可能就是双方叫板或者博弈当中的一步或一个筹码。

　　宋鸿兵强调，关键的问题是能否达成对金融衍生品必须严格管制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达不成，那就是华尔街赢了，美国政府不得不退让；如果达成了，那很有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把华尔街压制住了。双方博弈最后的关键点，就是一个金融衍生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需不需要管制，如何管制，它的透明度最后怎么体现，这些才是判断这个游戏最后结果的最主要的标志。

　　“欺诈门”揭开了华尔街老大高盛的丑陋面纱，这必将积极地推动有关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改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施荣恩表示：“尽管高盛的案件不排除有美国证交会面临公众压力而寻找‘靶子’的因素，但无论有没有高盛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最终都会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是大势所趋。”

　　共和、民主两党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拉锯战仍在胶着地进行着，但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各界早已达成共识，毋庸置疑。正当奥巴马在纽约阐述其金融改革方案基本原则之际，华尔街内部也传出了呼吁改革的声音。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迪特反复强调金融改革刻不容缓，并致信奥巴马，表示只有“强有力的改革”才能重塑金融体系的“信任与信心”。

　　美洲银行首席执行官莫尼汉对媒体表示，业内已经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无需担忧证交会对高盛的欺诈指控会引发过度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