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悬空

　　英伦悬空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9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10日

　　大选将产生英国近40年来首个悬空议会，但在政治悬空的同时，更可怕的是财政、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悬空

　　《新世纪》周刊 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5月6日的英国大选注定被铭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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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新的出口民调，此次大选三大党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所获议席分别为305席、255席和61席。这使得650席的下议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得到半数以上席位，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悬空议会”，尽管是预料之中的。

　　但与预测大相径庭的，是实际的选票分配：选前各民调的趋势显示自民党的议席将从原有的62席增至接近100席，两大党保守党和工党则各自都将获得200多席，这意味着二者中任何一党都需要通过和自民党结盟才有可能组成政府，因此自民党也就有了绝对的选择权；最后的事实却是，保守党得到了近半数的席位，把主要对手工党远抛在身后，而自民党的议席并没有显著增加，预测中那种“造王者”（kingmaker）的地位也就无从谈起。

　　新政府之忧

　　截至发稿，还没有明确的组阁方案。保守党虽然席位最多，但并不自动获得组阁权，因为按英国宪法，一个政府执政直到其失去议会信任为止。因此，取得了最多席位的保守党并不自动获得组阁权，特别在没有一党取得半数以上议席的情况下，原则上还要继续维持原政府，直到议会通过对某项法案投票表示对政府的不信任。理论上说，直到5月25日英女王发表委托组阁的“女王讲话”之前，目前执政的工党都还能继续保持执政地位。但实际情况中，考虑到工党已经失去了大量席位，继续逗留只会引来选民反感，因此首相布朗可能提早辞职。

　　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保守党单独组成少数派政府或是与自民党联合组阁；或是工党与自民党结盟──二者议席之和可以超过保守党，但仍不足半数的326席，因此合法性仍存疑。两种结果都指向，下届英国政府会是一个少数派政府，这意味着执政党提出的法案可能在议会遇到很大障碍。

　　第一个重大考验将是新一届政府的预算案。今天的英国面临着两位数的财政赤字率。近来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巨大动荡已为英国敲响了警钟，下届政府上台后必须尽快提出预算案，提出可行的增收减支方案的同时还要保证不扼杀经济的复苏。若预算案在议会陷入僵局，将给市场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届时兴起一场针对英国国债的腥风血雨并非不可能。

　　英国财政研究所（IFS）对各党竞选纲领的分析显示，三大党都打算通过减支来实现三分之二的财政紧缩，三分之一通过增税。其中保守党在减支方面更为强调，计划在2010至2011财年内就缩减60亿英镑的公共支出。竞选过程中，工党屡次抓住这一点来攻击保守党，称其过早缩减支出的政策会扼杀复苏，自民党的立场与工党相近。可以想见，若保守党上台，工党和自民党作为议会反对派，会在类似的问题上争执不断。

　　“新一届政府如果不包括工党，那么他们上台后打开政府账簿，很可能大吃一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巴尔（Nicholas Barr）认为，熟悉当前的财政状况并制定出合理紧缩方案会是新政府的一道难题。

　　这也意味着，这个新政府很可能“短命”，新首相或许在一两年内就不得不重启大选，虽然开销巨大的大选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会很不受欢迎。

　　再探改革机会

　　1988年才由原自由党（历史上的“辉格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产生的自民党，“郁郁不得志”多年后终于“扬眉吐气──它将有资本与工党或保守党讲条件：要结盟组阁，就要答应改革英国的选举体制。

　　英国历史上的两党制确定下来的“赢者通吃”单一小选区投票体系，往往导致大部分席位落入两大党、特别是执政党手中，第三党及其他边缘小党能得到的席位与其得票比例相差甚远。2005年大选，自民党获得了22％的选票，却只得到了不到10％的议会席位；而工党的得票率仅为35％，却赢得了半数以上的议席。

　　“英国的政治体制太老旧了，需要现代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朗（Kerry Brown）对本刊记者说。类似的意见广泛见于一些政治学者、自由派媒体评论人士。如中左翼的《卫报》和《独立报》，就在大选前的社论中背书自民党，希望对英国的选举体制带来真正的变革，使之更适应今天英国多党制的现实。

　　自民党最理想的选举制度就是所谓的“比例代表制”，也就是议会席位分配完全反映大选中的得票比例，这对小党最为有利。但它将是一种极大的“颠覆”，因为它会改变英国几百年来议员与某一地方选区直接挂钩的传统，这也是多年来遭强烈反对的原因。至今，保守党还坚决反对改革选举体制。

　　相比之下，工党的立场更暧昧。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工党就曾尝试过提出改革选举体制的法案，但未能通过；前首相布莱尔亦有意改革，在上任后不久的1998年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选举体制改革的可能，研究结果是提出了一种介于传统的单一小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之间的折衷体制。但包括现任首相布朗在内的其他工党议员对此并不支持，故未果。

　　2009年英国议会曝出“报销门”，搅动了英国政治生活的死水。民众开始强烈意识到英国政治体制的“老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重新被激活。

　　改革绝不会一帆风顺。各党在各个选区经营多年，地方政治已建立起强大的网络，改革就意味着既有关系被打破，既得利益者不会善罢甘休。保守党党首卡梅伦也在BBC广播中说，比例代表制将产生“许许多多不稳定的悬空议会，产生非民主的党派间交易”。不管卡梅伦此言是否出于捍卫本党利益，这种警告不无道理。另一方面，工党的折衷提议的致命缺陷是，投票计算方法非常复杂，选民可能会搞不清楚，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重新计票也更麻烦。或正因如此，自民党近一个月掀起的支持率高潮未能最终体现为选票。对选民而言，也许维持现状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聚焦卡梅伦

　　很可能如愿搬进唐宁街10号的卡梅伦，会如何改变英国的政治面貌？

　　2005年大选保守党依旧惨败，此后不久卡梅伦当上党魁，当时不足39岁的他致力于给保守党带入现代化元素，包括提倡绿色环保、运用新媒体手段与公众交流等，让人们对保守党“老派守旧”的印象有所改观。

　　卡梅伦也意识到了，今天的社会结构下，保守党不能停留在过去的中右翼范围，已经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是任何政党要赢得普遍支持的重要票仓，因此“向中靠拢”就是保守党必须采取的策略。与以往的保守党一味强调“小政府”相比，卡梅伦支持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应该扮演的重要角色。或许作为一种政治姿态，卡梅伦曾热情洋溢地称赞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这也说明他对公共服务的支持。特别在面临巨大赤字压力的今天仍承诺保证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一点上与中左翼的工党和中间派的自民党基本一致。

　　卡梅伦有意培养起一种关于保守党的新政治思维。在其支持下，原为进步派中左翼的智库DEMOS开展了一个名为“进步保守主义”（Progressive Conservatism）的研究项目。在2009年2月的启动仪式上，卡梅伦说：“要避免回到（上世纪70年代工党执政时由于公共财政吃紧而紧急削减某些公共服务支出）的黑暗日子，为了保证我们继续支持公共服务，进步保守主义必须包含一个计划，来保证政府量入为出，并实现投入的真正价值……进步的目标体现在一个公平、充满机会、更加绿色、更加安全的社会，但实现的方式是保守主义。”

　　这个项目最初的负责人、后来自己独立创办一个新智库，并被一些媒体称作卡梅伦的“哲学之王”的布伦德（Philip Blond）更是提出了一个更吸引眼球的口号：“红色托利”。他写道：“过去30年的教训是，国家和市场都不能够减轻贫困或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撒切尔的市场革命创造了一个下层阶级，受困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新工党的经理型政府却只是让这个情况持久化，因为压抑了底层的工资水平，使最贫困人群无法获得资产、精良教育和社会流动性。”他用“红色托利”来鼓吹一个“还政于民”的社会体系，更多地让地方治理机构、志愿性组织等来承担公共服务，而不是中央政府。

　　今年4月保守党提出的竞选纲领，已经非常直白提出了要建造“大社会”（Big Society）。这个概念的提出颇让人吃惊。要知道，对保守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前首相撒切尔有一句广为引用的话，被认为是概括了保守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尽管细加分析，卡梅伦的主张──强调个人责任，发挥社区力量，与撒切尔并没有根本冲突，但他将“大社会”作为标题，也已经体现了对“老保守党”某种程度的“反叛”。

　　“卡梅伦过去经常说‘破碎的英国’，讲所谓的社会破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语言工具，也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但没有说明这个国家面临的是什么问题，而‘大社会’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的公民、社会与经济项目主管斯坦利（Kate Stanley）对本刊记者说，“卡梅伦看到了，工党过于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角色，在某些方面并不有效，甚至有时明显是失败了。”

　　工党执政期间，英国的公共支出随着公共服务的需要而逐年升高。公共支出占GDP比例，从1997年-1998年的38.2％，到2009年-2010年的47.6％；公共债务比例从1997年3月的42.5％到2010年3月的62.0％。金融危机来袭后，英国的公共财政承受了更大压力，2009年-2010财年的财政赤字率已达11.6％，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屡发警告，若不及时纠正，希腊就是前车之鉴。未来公共财政必然面对的巨大压力，可能更推动了卡梅伦想通过“还政于民”的方式来缩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

　　但从公众反应看，卡梅伦的“大社会”效果不佳。市场调研公司Ipsos MORI在保守党竞选纲领发布后做的调查显示，只有5％的民众愿意“更多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保守党重点强调的让父母对子女就读的中小学校有更大发言权这个例子上，大多数父母认为现在的参与水平正合适，一半以上父母不要求更多参与。连保守党内部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认为这个“大社会”的理念得不到很好的阐释，反而让选民想到要承担更大责任的负面因素。

　　“风险是，这个‘大社会’是否被当作一种为不可避免地减少公共支出推卸责任的方式？把责任从中央政府丢给地方政府？”斯坦利说，“并且，社区和志愿性组织可能没有能力，或者有时没有意愿，来承担某些公共服务，来达到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达到的那个水平。让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可能本身就需要很大的投资。”

　　卡梅伦要找到一条能够帮助保守党重新占领阵地的“第四条道路”──如当年新工党找到的“第三条道路”那样，还需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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