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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必然是个性化的发展，实现这种发展必然需要每个人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教育之路，每所学校也走上适合自身的特色化之路。尽管这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道路，但这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自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与公众见面后，本人先后到广东、内蒙古、四川等地调研，期间听到教育界同行及社会各界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教育改革究竟如何改？
绝大多数人提出这个问题背后包含着一个假设：教育改革只有国家给一个模板，各地只能遵命执行。因为这种假设基本违背了教育的内在规律，也就自然与《纲要》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考虑到长期以来教育上过度一统以及行政作用过强的现实，这可能是阻碍真正的教育改革的深层而又广泛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这次《纲要》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强调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众所周知，不同的人潜能不同，不同的教师的能力和风格不同，不同的学校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不同。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必然是个性化的发展，实现这种发展必然需要每个人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教育之路，每所学校也走上适合自身的特色化之路。尽管这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道路，但这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实际上，古代的教育就是以个别的方式进行的。工业革命后实行的班级授课制提高了教育的效率，虽然依然强调因材施教，但在中国长期实行的过度集中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学生各不相同的成长发展需求被严重忽视，以致有人讥讽“老师的本领太大了，把各不相同的孩子教得都一个样子了”。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学习苏联的模式过程中，客观上确立了“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并成为此后一切教育政策和措施的基础以及日常教育行为的潜在意识引导。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科层体系，这一观念又得以固化，其政策效应在教育上的反映最为典型，即：在涉及教育改革问题上，主要沿用的是立足于非教育当事人立场，解构教育当事人主体性的方法。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教育改革”成了“教育被改革”。
1949年新建立的中国教育体制框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高度的统一和集中。在办学体制上学校一律由政府拨款，国家包办；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中央统一集中领导。虽然地方也管理教育，但主要是执行中央的指令，自身管理的职责非常有限。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实行直接指挥和管理；在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上高度集中统一化，按照计划经济、条块分割来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和劳动力。这样的管理体制，加上使用统一的评价标准、统一的教科书、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等多项措施，使得学校变为千人一脑、千校一面，所有的人和学校都挤进华山路一条。
与这种体制相配套的教育价值取向，强调的教育目的是偏向社会取向的，排斥个人价值，或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为国家服务，以解构教育当事人的主体性作为解决教育问题的基本方式。这必然使得教育观有违个体主动积极发展和社会生态发展的基本原理，从本质上看不会真正有利于教育活动主体。现存教育体制中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更看重从行政层面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将学校定位为国家行政结构的底层，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科层体系将不同的学校作轻重不同的定位，学校所需要做的就是听从上级行政机构指示，而不需要甚至不能进行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更不需要学校当事人自主地建设与创造，倡导养成师生服务、服从的精神，意在重视社会成功，忽视师生的内心体验和自主成长。
正因为意识到了当前教育制度存在的不足，这次制定纲要的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扩大办学自主权；要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纲要》强调今后十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要贯彻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强调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教育发展有其特殊性和内在的逻辑。不能因为学校有新老大小、有城乡类别、有公办民办而分为三六九等；不能将不同潜能考试分数不同的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对不同学校投入上分彼此，招生上分批次，政策上有轻重，遇到问题有厚薄。而应从人的成长发展角度去考虑，让每个学生走上适合其潜能和志向的发展之路，让每所学校走上适合其条件和内在特质的自主发展之路，整体上形成每个人都能获得充分发展，不同学校百花争艳的适度竞争的良性教育生态。
培养人才、追求真理，是学校的两大社会职能，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学生履行这一职能的途径和方式是有差异的，任何一本改革《纲要》都不可能将每个人和每所学校如何改革写清楚。《纲要》本身就好比是一个“闸门”。闸门打开，百舸争流，各地、各校、每位师生应依据《纲要》所确立的大方向、大方针，依据教育的规律和以人为本的原则自己去探索、去行动。
教改不是某个机构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是所有“教育当事人”的事，因此，所有“教育当事人”都能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教育改革之路。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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