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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因此,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是货币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与之相反,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于5月下旬拉开帷幕,人民币汇率可能再成核心焦点。不过,以笔者看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债务国向债权国进行战略制衡”的一种工具,中国应跳出“人民币升值论”的怪圈,通过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来寻求更大利益。作为美国第一大全球债权国的身份,才是中国制衡美国的根本所在。
当前的“中美经济不平衡”,反映在经常账户上,就是美国巨额赤字与中国巨大盈余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这种失衡更深层次反映的是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
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成为继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2009年共购入美国国债约20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报告(TIC)显示,今年3月份,中国增持177亿美元美国国债,增幅达2%,是去年6月以来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最大一次增持。目前,中国仍以895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位居美国全球第一大债权国地位。
然而,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正面临着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
从结构上看,中国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对外投资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在对外金融资产增量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2296亿美元,证券投资增加2428亿美元,其他投资增加5365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451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7%、16%和71%。
从收益率上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它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中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红利剥夺。
此外,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因此,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是货币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与之相反,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
从货币构成看,美国的外国资产大多以外币计价,而其负债则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其主权信用风险的发展还可能会以隐性违约方式出现,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至~2006年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与平均3.5%左右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水平(借贷成本)相比,海外投资(FDI)形成了高利润回报。2000年至2006年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率高达20%。
债权和债务关系本应是国家博弈和互动的工具和筹码,当前是该思考中国如何扮演美国最大债权人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将作为债权国的金融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工具,增强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和向外施压的能力。
采取三步走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先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成为储备货币。近期中国应积极建立境外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一是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开放境内一部分人民币市场给境外合作的主体,这也是为了境外主体获得人民币和运用人民币的渠道;二是借助现在QFII管道让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三是积极发展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等,真正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都可能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
推进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财富效应。
减少债权投资,增加对外股权投资。根据2009年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296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而2007年、2008年的占比分别为4.8%和6.2%,说明我国对外资产结构有了积极变化,这将是未来的长期趋势。中国要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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