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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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加强学校安保的做法，在原理上正好与陶行知当年的做法相反，不是通过加强建立不同人群间的良性沟通，而是通过加深人群间的隔绝来保障安全，不仅成本过高，目标模糊，信息不对称，更严重的问题是将对教育产生极为严重的长期的不良后果。
连续数起校园凶杀案，绷紧了校园安全的神经，一时间各校门口增加了保安，添置了防卫器具，上学和放学期间还有警察值班。学校各种活动的保安也升级了，或受到更多的限制，春天到了，孩子们无法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神奇美妙；六一节到了，孩子们能否自由快乐？于是有人发问：有必要这样吗？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5月14日，笔者在成都一所学校门前看到值班的警察倒坐在一辆摩托车上，来来去去的学生和家长似乎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特地和他聊了起来：“成都的学校有什么情况吗？”“没有。”“每个学校都有警察？”“对。”“效果怎样？”他将头撇向一边露出一丝苦笑。
不由得想起1927年陶行知在办晓庄学校的时候，经常有土匪到学校滋扰，陶行知可没那么多钱雇那么多保安，学校连围墙也未建，他采取的办法是将土匪请到校内来，问他们为何要做土匪，生活有什么困难？对他们晓之以理，进行教育，后来土匪变为师生们的朋友；他还让学生和校园周边的老百姓交朋友，建立起联村自卫团，不仅保了校园平安，也保了这片乡村的平安。进而他提出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
而眼前加强学校安保的做法，在原理上正好与陶行知当年的做法相反，不是通过加强建立不同人群间的良性沟通，而是通过加深人群间的隔绝来保障安全，不仅成本过高，目标模糊，信息不对称，更严重的问题是将对教育产生极为严重的长期的不良后果。
通常说的教育，不只是课堂上讲了什么，更能产生效果的是“学生在现实中感受到了什么”。当一个个学生每天走进挂着“学校重地，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牌子的校门时，他就受到了一种教育；当他每天上学放学时看到警察在校门口值班的时，他也受到一种教育；至于这种教育到底是什么，每个学生的感受各不相同，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当下的效果与终身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一刀切地普遍加强校园门禁，或许避免了小几率发生的校园凶杀案，却大面积传播了对孩子成长未必有益的信号：或者传递了这个社会已经成为“高压锅”的现实；或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与不必要的隔阂；或误导孩子将校园围墙当作整个社会好坏的分界线；或在孩子潜意识里形成人间等级观念；或强化二元敌对意识；或强化冷漠淡化热情；或显示这个社会的丛林法则；或养成“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意识；或办成将学校与社会隔绝，学生与其他社会成员分离的教育。无疑，这是在进行复制和加深社会分离的教育，是在进行加剧社会不和谐的教育，从长远看，它会在未来因为某个因素的加入而引发更大更多的社会问题；从深层看，它不利于孩子健全成长。
更重要的是，在学校条件不均衡的现实中，过度的武装防卫以及分等级的防卫措施成了鼓励学生成为“人上人”的隐性课程；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是“人中人”，既非人上人，也非人下人，显然这一做法与教育的宗旨相违背。
古代治水就有疏和堵两种方法，历史证明堵最终必然失败，疏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校园安全仅靠加强门禁自然是一种堵的办法，这种办法在特定时期确实能解一时之困，却不宜作为长久的唯一办法，仅仅会使用这一办法可能会引发更多矛盾。这几天的校园保安实践就已经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问题。
学校需要培养能够正常生活在社会中的学生，沟通本身就是教育，表达是沟通的形式，也是人的尊严的体现，沟通是人际和谐的前提。良性的沟通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教育中所需要的沟通又不应仅仅封闭在校园之内。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全社会，在学校与社会之间，在学生与其他社会人群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是教育所必需的，也是确保校园安全最深层的沃土。
武力的保卫可以与建立良性沟通相辅相成，然而仅靠武力保卫，必然走上与建立有效沟通背道而驰的方向。这样的学校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就会成为连鸟也难以自在生活的鸟笼，更不要说培养出什么好的人才。因此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必须抛弃仅仅依靠或过于倚重武力的校园保安思路，把校园的安全建立在学校与社会、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良性表达和沟通上。只有在公平、平等氛围下的良性沟通才能使全社会和校园变得更安全，而且能够获得长久的安全；再有效的防卫也只能获得短暂的安全，而且是副作用与成本都会很高的安全。
套用古语“彼且为婴儿，与之为婴儿”，对于校园的安全可以说“彼且为教育，与之为教育”，遵从教育内在规律也是校园安全保障工作的前提。袁贵仁部长曾说：“没有安全，谈何教育？”完整的表达应该还有另一面：“伤害了教育，安全有何价值？”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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