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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时候有些法学家弄出的这些花样还真让人难以辨别，似乎“恶法”出台与他们都无关，舆论的板子也很难打到他们身上，因为从公开的信息看，他们几乎都是在着急、在为社会考虑的。
征收草案（指2010年1月29日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一点都不重要，虽然涉及到的拆迁、征地等话题无比重要。
说草案不重要，是因为即使最后国务院顺利通过，它也是违法的，违反的是200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立法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无论是原来的《拆迁条例》，还是以后通过的《征收条例》，在法律位阶上低于身为国家大法的《立法法》；而在《立法法》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明明白白包含了第（六）项“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敢问国务院法制办的诸位行政法专家，难道征收或者拆迁主要针对的不是“非国有财产”？
事实与答案都是简单的，如果这么多年，拆的是国有财产，迁的是国有单位，拆迁是不会弄出这么大社会怨气的。正因为拆迁这一强制行为，主要涉及的是一众小民的私产，也就是“非国有财产”，《拆迁条例》才会搞的这么天怒人怨。
这些情况，国务院的法律专家不可能不明白；而且，他们当然也了解《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可是，就在《立法法》实施后近一年，也就是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就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行政法规最主要影响到的正是大量非国有资产，包括城郊农村土地、城市市民的房地产等等，与《立法法》的“只能制定法律”规定显然违背。拆迁条例正式生效的时间是2001年11月1日 ，半个月后（11月16日），《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发布（正式生效是2002年1月1日），其中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第三条），又规定 “报送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负责审查”（第十七条），审查的五点依据中第一点就是要检查“是否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应当说，如果国务院法制办的这些法律专家没有渎职的话，那么即使不能在2001年依据《立法法》指出《拆迁条例》违法，最晚也要在2002年发现这一点。可是直到2009年底四川成都出现唐福珍自焚惨案之前，也未见法制办这些行政法学家对这部自制定之初就开始违法、并且已经违法了8年之久的行政法规作任何纠正！
有意思的是，当沈岿等五位法学教授针对《拆迁条例》致信人大常委会，并引发舆论极大关注后，国务院法制办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主动策略，在人大法工委尚未做出反应之前就邀请五位教授座谈，并释放出“他们早在致力于修改此条例”的信息，似乎他们一直在努力。要注意，沈岿等五位教授是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申请的，负责审查法规的应该是人大法工委，但国务院法制办却比全国人大法工委更积极，反应也更快。实际上，2001年不就是国务院法制办无视《立法法》批准了《拆迁条例》？而且，就算法制办更妥善地修改了《拆迁条例》，就算如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所说，整个拆迁的思路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只要这部新条例不是国家大法却处理“非国有资产的征收”，那就仍然违反《立法法》；而只要国务院法制办审查通过新拆迁草案，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国务院法制办也将再次渎职。
在中国，有时候有些法学家弄出的这些花样还真让人难以辨别，似乎“恶法”出台与他们都无关，舆论的板子也很难打到他们身上，因为从公开的信息看，他们几乎都是在着急、在为社会考虑的。
代理过崔英杰案子和邓玉娇案子的夏霖律师曾经有一个建议，应该在所有法规后面把参与立法的专家大名都罗列出来。如果在立法程序上能做到这一点，那些参与制定“恶法”的专家，肯定就没法在灾难出现的时候出来扮天使了，敢于参与“恶法”制定的专家，也许都会少一些吧。
（作者系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理事，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民生、公共政策方面的管制经济学分析，多年来一直倡导破除垄断的管制改革。目前参与传知行税收、出租车业、三峡工 程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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