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不出“富士康”的农二代

　　　5个月、“九连跳”，富士康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再次为人所熟知。

　　很容易以为富士康是一间“血汗工厂”，但它门外每天数千人的应聘队伍似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反问，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那么每天数千人排队进入富士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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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国农

　　选择对错本来因人而异，问题是，他们有没有选择？“九连跳”事件中，当事人大多在18-24岁之间。在富士康，85%以上的员工是这样的“80后”、“90后”，他们被称为农民工二代。

　　常识告诉我们，他们很难进入国企、高新科技企业以及公务员系统等城市高端行业。几十年来，来自中国农村的这个庞大打工群体，似乎天生就与同样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绑在一起。

　　在这种低端经济中，相比之下，富士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离开的人往往发现，很难找到如富士康一样规范的工厂。每年因此而选择重回富士康的不在少数，包括5月14日最新一起跳楼事件的主角。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富士康就是他们的天堂。尽管是世界最大电子代工企业，但富士康无疑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这决定了富士康的低利润事实。低利润不可能带来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这时候，所谓“最大”只不过是就员工规模而言，只有“人海战术”才能最大程度增加企业利润。

　　在这种经济体中，所谓人文关怀是奢侈的。在富士康，加班仍然是显著增加收入的寻常途径，个人在流水线上的角色更近似于零件。许多年来，他们的上一代也是这样过来的。不同的是，他们更有梦想，离开了农村便不想回去，却又发现根本融不进城市。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似乎只有富士康才能暂时收留他们。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这样的辩解有卸责之嫌，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必须承认的是，正是长期以来难以转变的低水平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造就了这个在城乡之间不断徘徊的中间群体。

　　这里面当然有必须考虑的特殊国情。人多，农民多，这成就了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反过来这个行业也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时至今日，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此谋生。转变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这样的现实至今未有太大改观。

　　这正是我们需要检讨的地方。多年来，两代农民工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然而，我们将这些财富大规模堆积在城市的同时，却忽略了城镇和农村的建设，虽然后者才是承载中国庞大人口的出路；我们为成功“保8”投入巨资，在包括职业培训等在内的教育领域投入却乏善可陈，虽然后者才是改变这一代年轻人命运的出路；多年来，我们培育了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巨无霸”，却因害怕大规模失业而不敢调整这样的经济结构，尽管后者才是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出路。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有梦想的农民工二代很容易感到迷茫和痛苦，梦想转眼间就变成妄想。“九连跳”事件中那些不幸的年轻人，采取极端的方式为自己解脱，然而更多的富士康员工选择了坚忍。因为除了死亡，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跳出“富士康”，富士康之外是同样甚至更为恶劣的就业环境。富士康“九连跳”期间，发生在浙江台州的打工三兄弟相约自杀事件就是例证之一。

　　30多年来，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移山填海”式的变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农民工二代而言，改变命运与这个国家改变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一样的艰难。

　　这一切仍然需要“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和毅力。老祖宗在几千年前以这样的传说，向我们传授面对宿命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做法。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解读故事的正面含义：坚忍和胜利，却有意无意间忽视了故事最可能的结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往往意味着牺牲。

　　问题是，当第一代农民工默默牺牲之后，我们是否准备继续牺牲他们的后代？而在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的同时，我们给他们的回报又是什么？我们的城市光鲜亮丽，无时无刻不在显示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派，却也在事实上给他们下了一道道逐客令。

　　这就是愚公和精卫的下场吗？当移山填海一步步变成现实的时候，他们被遗弃了。在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大的差距之下，他们找不到中间地带，因而也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纵身一跃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那么活在当下的人们，则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