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于5月24至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沿袭前次的“双轨制”，此次中美高级官员们的会晤也是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并行。
人们注意到，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处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全球经济复苏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
中美外贸同争“第一”的竞合
中美出口产品在未来20年将体现为“差异化竞争态势”，可以达成共赢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5月16日至26日率清洁能源企业代表团访华。作为奥巴马政府首个内阁级别的商贸访问团，此行目的非常明确——增加出口，促进就业。
解决严重就业问题，缩减外贸逆差扩大趋势，牢牢把控美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在一系列政策目标牵引下，出口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并已成为奥巴马政府未来贸易战略的核心。
1月27日，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5年内出口翻番的目标；2月4日，骆家辉提出“全国出口计划”；3月11日，奥巴马又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重申此出口目标，5年内要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
4月18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广交会上正式公布了一份《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并以推动经济增长为目标，规划了未来20年内中国外贸发展目标，实现十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翻番，二十年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
该课题组负责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霍建国新闻,霍建国说吧)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商务部根据此研究报告制定了未来外贸指导意见，并已经上报国务院，该报告对未来“十二五”规划也有很大意义。
201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仍没走出危机的阴影，中美两个大国此时先后抛出雄心勃勃的未来贸易战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这会加剧双方的摩擦甚至导致贸易战，还是可以保持竞合关系，实现共赢？无论结果怎样，中美两国在为各自目标奋斗时，将不得不把对方考虑在内。
两个新战略前景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把出口倍增的最终目标概括为，“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而中国商务部《战略研究》设立的终极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世界贸易强国地位。
《财经国家周刊》获悉，中国商务部的课题研究已经注意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和竞争性，用8页篇幅详细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战略之竞争”问题。该研究认为，“美国绝不甘心沦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美两国各自新贸易战略，都着眼于抢占战略制高点，未来中美贸易竞争态势不可避免。
根据奥巴马的出口战略蓝图，美国政府日前已成立了“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按其目标测算，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5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额达到2.1万亿美元，回归世界第一的位置。
“美国政府的出口战略有其合理性，但最终能不能达成目标还要等两三年后才能看出端倪。”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说。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则认为，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仅仅是个“政治动员”而已，成效不一定很妙。美国的低端制造业已经大部分从国内转移出去，而其高端制造业的成本相对较高，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2001年至2009年美国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是4.1%，排除2009年金融危机严重的一年，前八年出口平均增长率也仅有6.9%，这与15%的增长率相差悬殊。
但骆家辉在率团访华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在重新审查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大有迎难而上的决心。
中国商务部的报告则分析指出，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总贸易（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出口国，虽然目前其货物贸易出口暂居第三位，但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其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9%，只要强化出口促进，放宽出口管制，货物贸易出口重返世界第一座次并非臆想。
相比美国的出口战略，中国商务部的课题报告描述了未来5至10年中国外贸发展情况，预测到201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到1.8万亿美元，年增速为7.2%，占世界比例9.8%，位居世界第一位。到2020年进出口总额均实现翻番。
对中国的出口目标，孙哲表示，实现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2001年至2009年中国出口平均增速为18%，比设定的目标高很多，或许中国还会提前几年达到这个目标。
按照对两国数字目标的分析，中国未来战略似乎比美国更容易达成，但两国几乎同时为自己的未来设立了“第一”的属性，竞争难以避免。
未来之争
中国商务部的课题研究没有仅从数字作两国的比较，它指出中美两国出口新战略将构成“天然竞争态势”，形成战略性的全方位竞争。
一方面，这种竞争体现在贸易空间上。课题研究认为，未来5年世界经济会保持3%的增长速度，世界贸易可能保持5%的增长，而世界市场需求是相对有限的，美国出口若大幅增长，必将压缩其他国家贸易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美国出口战略中包括国别贸易战略，即与关键贸易伙伴商签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这与中国加速构建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形成竞争态势。
霍建国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都在想方设法扩大本国出口市场，两国在市场份额和潜在目标市场上存在比较大的竞争关系。中国很看重东南亚市场，美国也很看重，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争夺”态势。这种争夺不完全表现在产品竞销上，而是更多表现为战略利益层面。
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前4个月双方贸易额同比增长了58.5%，促进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了45.6%。自贸区使中国海外新兴市场得到了迅速开拓。
中国对东南亚市场的兴趣不仅局限在开拓东盟自贸区，还可能进一步与韩国和日本建立单独的自贸区。5月6日中日韩自贸区联合调研首轮会议已经在韩国首尔举行。
而美国也正在积极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其中涉及到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和文莱等国。奥巴马将在6月访问印度尼西亚，而且承诺要尽快推进与包括韩国在内的四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这些都表明未来中美在东南亚的利益将形成越来越多的竞争，背后体现的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更值得关注的是，课题中提到美国可能为实现出口战略而实施更具攻击性的贸易政策，其中包括汇率、知识产权、反倾销、反补贴等政策。美国为实现出口目标，可能会迫使其贸易伙伴更大程度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其中，中美汇率政策博弈将在战略竞争中长期存在。
课题对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汇率战和贸易战表示了担忧，提出要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在华美国公司与美国进行充分沟通，但也表示要直面美国掀起的一波又一波贸易摩擦，提前制定报复性应对预案。
摆脱不掉的贸易摩擦
2009年，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达到23起，涉及金额超过7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所有贸易救济案件案值的57%。美国是与中国贸易摩擦涉案金额最多的国家，尤其2009年9月由奥巴马签署的轮胎特保法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案值高达22亿美元。
2010年3月15日，美国130名两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一度将两国摩擦推向沸点。
4月21日，美国商务部在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铝型材进行“双反”立案调查时，并没有驳回申诉书中关于调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构成补贴一项，且宣布推迟作出决定。
北京嘉润道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美国从未对他国汇率偏差发起过反补贴调查，此前美国对华十余起反补贴案中，申诉人有关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列入调查的申请均遭美国商务部驳回，但针对此案，美国商务部却一反常规地采取了延迟考虑的态度。
张军强调，一旦汇率问题列入反补贴调查，它将会适用未来所有案子，“这无疑会点燃一场贸易战。”
第三方利益集团的加入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此次铝型材双反立案调查，便是由北美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行业协会铝型材公平贸易委员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诉的。
这两个组织认为，中国输美铝型材以低于成本价值32%到33%的价格在美国倾销，因此2007年至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铝型材增长了90%，对美国国内产业和就业岗位造成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认为，大部分的贸易摩擦不可以简单用国家与市场的“两维”观点来解释，而应代之以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维”互动的分析框架。即除了代表政治体制核心的国家和以经济行为体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之外，还有一个社会行为体，它主要包括代表狭义部门和集团利益的劳工集团或工商集团，以及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等公共利益集团。
美国商务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否要被列入政府补贴行为调查一事上的态度模棱两可，体现了第三方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在王勇看来，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利益集团的制约较为明显，这本身就会带来摩擦的长期不可避免性。
贸易战=双输
尽管中美之间竞争与摩擦会长期存在，但贸易战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大乐谱中却显得格格不入。
5月16日，骆家辉在抵港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中美贸易战将会造成双输的结果，美方会就此问题与中方交换意见。
虽然在本轮对话中，美国会抛出很多问题向中国施压，中国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击，但是中美双方都不会放弃对方的大市场。孙哲认为，美中两国将在施压与反施压中寻求合作，“合作型施压”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大趋势。
据美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由2001年美国第九大出口市场跃升为2007年的第三大出口市场。2001年至2009年，美对华货物出口额增长262.8%，是同期美国总体出口增长率的5.8倍。
在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需求迅速下降的状态下，2009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仅比2008年下降了0.2%，而在美国前十位出口市场中，另外九个市场却有8%至21.6%的降幅。至今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还没明显向好，而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内需已非常强劲。孟克文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持续增长是美国出口战略实现的必要条件。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两国摩擦不断，但美国一直以来占据中国前两位出口市场的位置，2001年至2009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增长307%。2009年中国对美出口额2208.2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18.38%，仅次于第一出口市场欧盟的19.7%。
孙哲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多年来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卖价均比欧洲市场高，美国市场成为中国大量出口产品的首选地。
多位国内外专家认可这样一种判断：美国没有理由也无法抛弃中国这个大市场，同样，中国也离不开美国这一开放市场，因此双方的贸易战必然造成双输的后果。
双赢：全球经济压舱石
骆家辉表示，温家宝总理关于2010年将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从2005年基础上提升20%的计划，将为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带来巨大机遇，有望提升美国人的就业率，而这更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中国商务部一位参与上述课题研究的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指出，中美两国出口产品的差异化还是比较大的，即使中国逐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未来两国出口竞争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产业升级的基本规律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减少，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增强。但是中国情况比较复杂，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而且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大约相差20年左右，因此未来中国制造业会呈现出“全产业链上的竞争力”，即高端的制造业越来越强，但相当一部分低端制造业也没有丢掉，而美国则主要以高端制造业为主。
中美出口产品在未来20年构不成太多正面竞争，这位官员将其称之为“差异化竞争态势”，中美在未来出口市场中可以达成共赢的局面。
中美两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对全球经济起到重要的影响。
根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从1945年起，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每年1万亿美元的经济收益，美国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大约9000美元。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GDP由0.36万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9年的33.5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出口份额占到了世界比重的8.7%。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美国人还有更远大的蓝图。
中国美国商会于2009年初就公布了一个中美经贸关系未来30年的目标，称为“三个万亿计划”，即到2039年，实现美国对中国年度出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公司在华年度销售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公司在美国年度投资额超过1万亿美元。计划公布后，美国政府也对于中国美国商会的这个目标“表示欢迎”。
2009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额仅为700多亿美元。孟克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说，中美贸易之间存在巨大潜力，他对中美未来共赢的双边贸易关系充满信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表示，尽管中美经贸摩擦从表面上看正在扩大，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透过公开争执去观察利益的互动和交换，可以看到，中美互惠利益在增加，双赢部分也会逐步扩大，中美经贸关系的客观发展方向是使两国社会中更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从中美互动中得到好处。
“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和相互合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发动机和压舱石。”王缉思说。
中美战略博弈“新四点”
重新认识对方已成新议题；全球议题增加为新现象；自主创新政策
演化为新热点；中国化被动为主动面临新挑战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袁铁成 马鑫
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于5月24至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沿袭前次的“双轨制”，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并行。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中美双方在本轮对话中，至少会在10个议题上展开激烈交流，如两国如何重新认识对方、全球或地区性挑战、中国投资环境、双边贸易不平衡，等等。而此次对话可能出现的新现象、新议题、新热点和新挑战，更是令全球瞩目。
新议题：如何重新认识对方
中美两国在经历2009年“蜜月期”后，2010年初至4月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甚至是严重分歧，比如美国对台军售和谷歌事件。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2010年以来的龃龉让双方都重新审视一番各自之前的定位。“如何重新认识对方”这个问题，在前两年的中美对话中并不凸显，如今似乎已成绕不开的议题。
“中美关系的灰色地带已经难以维系，年初的博弈已经把双方的矛盾全面暴露，已经到了双方重新审视对方，站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为中美关系定调、定位、定性的时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袁征博士认为，此轮对话恰逢中美关系出现节点的关键时刻，对于中美中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定调的意味，会为未来的中美关系研讨一种框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则表示，这次对话首先会梳理年初双边关系出现风波的原因，把中美关系由波折引向正常轨道。这是此次对话的主要内容，也是重要任务。
不过，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分析员朱晓琳对此另有一番解读：说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美国并没有拿出真正的“战略诚意”。因为，美国在传统上一直把“战略”一词用在有盟国关系的国家上，比如美国与日本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之间进行的“2+2”对话，属于真正的战略对话。
朱晓琳说，美国并没有对中国真正展开战略对话。此前，中方将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对话称为“战略对话”，但美方使用的是“高级对话”，并无“战略”一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双边对话虽有战略意味，但首先，与经济议题混在一起，试图淡化战略价值；其次，使用的仍然是英文“战略”一词的形容词，仅从语意上便知这其中的差异。最后，中美间所谓的战略议题，讨论都还是具体议题，与双边战略框架讨论有本质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战略议题”一词在英文里往往就意味着军事议题、情报安全议题等。不过，由于中美双方军事互信程度较低，战略议题往往仅涉及全球性或地区性的个案问题。
新现象：讨论的全球议题增加
中美两国高层都没肯定过“两国集团”（G2）之类的说法，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全球议题的分量还是会加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访问的中外专家认为，中美需要讨论的全球性议题包括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伊朗核危机、朝鲜核问题与六方会谈、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20国集团”，等等。
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5月10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中美关系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全球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中心，通过对全球议题的认识与应对，人们就能理解中美关系处在什么位置，并向何处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两位重量级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和卜睿哲均认为，全球性议题不断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议题，这是中美关系变化的新趋势。这两位专家的一个共识在于，排在前三位的全球议题分别是：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防核扩散。
5月10日，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门就中美两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进行一整天讨论，主办方列出六大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中美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全球议题、中美在多大程度上共同寻求在这些问题中的利益、中美如何进行有效的合作等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官员、现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中国非正式首席代表韩磊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列出了美国在此次对话中最优先讨论的五大议题，其中有四项是国际议题。这五项分别是伊朗问题、朝鲜问题、气候变化、经济复苏和货币。
斯坦伯格甚至用“三个筐”来比喻中美关系中的全球议题。他说，第一个筐装的是安全议题，包括伊朗、朝鲜、双边军事交流等；第二个筐装的是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第三个筐装的是经济危机与全球增长。
袁鹏则认为，实际上，美国在对话中更关心在伊核问题上中国是否能跟它步调一致、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能出多大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能走多远、中美如何规避在网络、海洋和太空等美国曾经占据绝对优势领域的竞争、中国在核战略的透明度上有没有什么作为……
新热点：从创新政策到欧洲危机
在实际对话过程中，经济议题远远多于战略问题。这包括宏观经济与结构性政策、中国自主创新政策、人民币汇率问题、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双边投资条约、高科技出口管制、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不平衡、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清洁能源、网络安全，等等。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博士接受采访时说，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金融体制改革是双方讨论的主要经济议题。对话主题是巩固双方的经贸关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关注人民币汇率的同时，似乎更加关注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2009年底中国出台的自主创新政策，引起美方强烈关注。美方担心，中国这一政策会导致“贸易保护”，弱化美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巨大优势，进而影响美国在华利益。
于是，美方不断通过媒体、智库、游说集团等多种途径，影响中国的决策层。无论是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还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或是中国美国商会会长，都在最近的发言中对这一政策表示担忧，甚至反对。美国中国商会更是连续采取多种动作，游说中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
5月12日,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启程访问中国前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的担忧将成为对话的主要提议之一，认为中国政府推动自主创新的政策，可能导致外国公司在中国政府采购中处于不利地位。
袁鹏分析说：“美国希望中方再次承诺中国市场对美开放，保护美国在华企业。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到美国投资的环境问题。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迫。”金灿荣教授则认为，外国企业超国民待遇的结束是很正常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美国投资市场对中国的封闭，比如，中海油购买尤尼科失败，中远太平洋收购美国长滩港码头被拒绝等。美国提出其要求，同时中国也会要求美国开放投资市场。
与此同时，另一个全球性的新热点颇受中美两国注意。欧洲债务危机越演越烈，从希腊发展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斥巨资援助的情况下，欧洲经济问题是否成为此次对话的内容颇受外界关注。对此，韩磊认为，中美对话讨论欧洲问题再正常不过了，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反应。
金灿荣说，“既然我们（通过IMF）出钱，我们有理由来关注这个事情。同时这也关系到两国自身利益。”孙哲博士表示，欧洲债务危机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议题，但是它属于经济发展的困难，双方谈及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中会涉及欧洲债务问题。
袁鹏认为，目前一些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增加。如果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汇率在这个特殊时期波动，可能会加剧第二轮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这为中国按照自己的节拍处理汇率问题提供了新环境。
不过，朱晓琳分析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成为这次对话的主题甚至是分议题，但是，会对与会者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双方会就欧洲问题进行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解读。
新挑战：中国能否变被动为主动
“大部分问题在对话之后仍然存在。不过，良好的理解可以把分歧控制起来，把合作扩大。中美关系‘态度决定一切’，对话在寻求对方友好态度上起重要作用。”金灿荣说，“从战略意义上看，中美关系在得失上，要算大账而不能纠结小账。”
孙哲把对话比作海绵垫，中美关系必然出现摩擦，当我们知道有冲力到来前，垫上海绵垫减缓冲力。
袁鹏说：“说不准哪些具体问题能解决，关键是问题解决的程度。”通过对话，有些问题能得到推进，比如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投资环境；有些问题得到控制，比如避免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有些问题得到关注，比如网络安全等新问题。他还表示，中国通过几轮对话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边际效益。“这次对话的平等性更强，可以预期在中国关切的问题上会有一些突破。”
韩磊也认为，很难说每次对话都解决了哪些问题，对话为中美领导人不断地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提供了平台。
据了解，通过以往的对话，中美双方达成40多项协议，这些协议包括全球经济合作、金融交流、服务业、贸易、能源与环境、食品卫生医疗等各个领域。这些协议有的已经落实，有的正在落实和推进中。这些协议不仅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对稳定中美关系也有重要作用。
毋庸讳言，在前几轮中美对话中，美国对议题的设置掌握一定的话语主导权。金灿荣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强，另一方面美国掌握话语权的能力特别强，这是现实。而随着实力的强大，中国也会学着大声说出自己的要求，未来中美对话在议题设置上将走向平衡。
接受访问的数位专家认为，抢占议题设置话语权、加强专业性对话、增强对话技巧可能是中方在今后的对话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袁鹏认为，首先，中国不仅要学设定议题，也得学会如何提问。以后中方也可以提几个为什么让美方回答；其次，对话要更专业，不能总谈一些大而空的政治性问题，每个问题要有理、有据、有节地说出一些道理出来；再次，对话要讲究策略，要显示灵活，有给有予，对美国要两手对两手，软硬兼施；最后，中国要敢于斗争，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稳定是为了实现中国国内的发展，只要我们认为有理，同时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要据理力争。
金灿荣认为，随着中国国力迅速上升，国家利益不断扩展，两国的利益边界处于移动当中，如何协调变动的利益是很难的事情，这就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通过对话，中方可以提高自身把握中美关系的能力，在议题设置上更主动一些。另外，最好能借中美对话机制培养出一套人才队伍，总结对话经验和技巧。
袁鹏判断，中美都要调整思路去适应提前到来的“老大和老二的关系”。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点，是时候重新审视双边的战略定位袁鹏说，美国是驾驶员，车上还有其他乘客，但中国已上车。如果中国坐在副驾驶位上，主驾驶累了，副驾驶可顶上。不过，车还是美国的，中国没想抢过来。
中美经济互惠友好最紧要
专访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
一方面，中国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另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需要外国投资的国家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超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借助于一系列政策扶持和内在优势，当发达国家经济仍在努力挣扎时，中国经济率先站稳企好，中美经济似乎存在一点温差。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美国经济是否还处于低谷？如何实现中美之间的贸易再平衡？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合作的热点在哪里？就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专访了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厉以宁新闻)教授。
《财经国家周刊》：从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似乎还停留在底部区间，就业问题也不理想，在从危机到复苏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厉以宁：经济增长的周期跟就业的周期是不对称的，经济滑坡在前，上升也在前，就业问题滑坡虽然晚一点，但是上升是更晚的。美国从经济角度看，是起来了，但是它的就业问题一直很严重，最近才稍稍有点好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美国的金融领域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出什么问题，这是很难预料的。比如说最初的危机是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危机，后来是雷曼银行，现在又出了高盛事件，每次这种事件出来对它都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人们的信心。
第三，美国跟西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希腊危机出来后对美国经济也有影响，希腊的影响可能还小一点，但下一个（发生危机的国家）是谁呢？下一个国家出问题后同样会拖累美国经济，直至影响美国的政策。
就业问题还很严重，信心因为金融监管方面出了问题而受影响，再加上国际因素的辐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美国经济虽然起来了，但是没有奥巴马原来所设想的那么快。
《财经国家周刊》：你觉得美国的这种经济现状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厉以宁：现在因素是不能确定的。假定西欧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会影响到欧元的地位，再就是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所以现在还在观望之中。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舆论看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很可能成为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一个焦点，你如何看待美方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
厉以宁：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一种压力的状态，给中国施压的状态，那么中国是不会屈服的。
你说我操纵汇率，你的根据呢？我们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那就表明了我们并没有受政府的直接操纵，所以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国际上所用的购买力平价学说也好，或者均衡汇率理论也好，实际上这些都不能够说明中国的汇率是在操纵之下的。
人民币有来自国内的升值压力，我们要考虑这一点。国内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引起国际热钱流入中国，于是资产市场就被人们所注意，而资产价格的哄抬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当人民币升值了，就没有升值预期了，没有升值预期，国际资金就不会大量再向中国流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害处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害处。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人民币不是不可以升值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实际上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利。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企业到国外去收购更容易。这是第二个压力，大家都呼吁要走出去。
第三个考虑，人民币升值会迫使企业加快自主创新、经济转型，就是说告诉企业，你想跟过去一样躺在人民币不升值的基础上，这个日子已经不多了，你赶快抓住这个时间来自主创新。
所以人民币升值不是没有可能的。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现阶段是否要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会有怎样一个过程？
厉以宁：我们要考虑的是，人民币不升值会带来什么问题，升值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各自的弊端在何处？
（人民币）升值是两种升值，一种是大步升值，这是不可取的。大步升值或者说一步到位都是行不通的，你知道“位”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位”在什么地方。而且，人民币大步升值，国内准备是不够的，这样的话会给企业突然袭击，很多企业会被拖垮。
比较可取的是小步升值，小步升值怎么做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管理的上下限放宽一点，这个还是由市场来定，摆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小步升值可能对中国更好。
如果认定小步升值可取，再与不升值比较，两害之间取其轻，然后就是时间节点的选择。具体（升值）时间的问题，还要综合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因素来定。
《财经国家周刊》：在2010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经济的再平衡是提前释放出的重点话题。有人觉得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导致中美关系失衡的一个根源，你认同吗？要实现中美经济的再平衡，中美双方各自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厉以宁：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不能只怪中国。
美国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有限制，你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放宽一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个责任不在中方，在美方。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在进行，储蓄率高能怪中国老百姓吗？（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消费观念跟美国也不一样，所以说高储蓄率不能够作为一个理由，因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从经济失衡方面来看，美国人应该更多考虑把什么东西卖给中国人。中国急需的高技术产品你都限制出口，还怎么埋怨中国？你多卖一些现在被限制的高技术产品给我们的话，这个（经济失衡）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较危机之前会发生什么变化？中美之间合作的热点在哪里？
厉以宁：中美之间的经济要点最要紧的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希望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中国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包括技术装备这样的产品，这个是今后可以合作的。
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外国投资的国家，投资中国的大门始终没有关闭，而且一直是敞开的。中国的投资环境是日益改善的，你要是看中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来投资，那你就要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
除这两方面以外，经济交流往往和人力资源的交流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双方应该交换更多的留学生，允许更多的专家互相聘任工作，这都是人才交流的重要方面，这个对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两国的经济合作，都是有好处的。
《财经国家周刊》：早有一些经济学者揣测中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在近期的《时代》周刊上，更是发出了“鹰可以拥抱熊猫吗”的设问。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厉以宁：只要符合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一定非要熊猫和鹰拥抱在一起，那样只是漫画式的语言。
中国对外始终是友好的，从互惠友好形象来讲，拥抱也好，不拥抱也好，只要符合双方互惠的原则，符合双方友好的原则，这样就好。
另外，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治家应该看到，跟中国保持互惠友好关系，对双方长远利益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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